从《觉醒年代》《长津湖》掀起青年讨论热潮，到抗疫、北京冬奥会中青年勇于担当，“大思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也关乎年轻人的发展，关乎国家的未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廉思在长期调研中发现，思想引领在青年评判事物标准时发挥着重要的隐性作用。在青年成长过程中，租房买房、职业发展、婚恋家庭三方面显著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感知，如果这几个关键问题解决好了，青年对未来就会充满希望，对制度会更加信任，对社会更为包容友善。

然而，做好青年思政工作并非易事。

当下青年的个体意识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在物质追求方面的“断舍离”、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对公平自由工作氛围的推崇等，尤其伴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广泛应用，青年获取知识、了解社会的渠道和方式愈加多元，形成了独有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廉思认为，做好青年思政工作，就要切入年轻人的核心痛点，“好的思政教育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要俯下身子，与青年站在同样的角度看问题

内蒙古一所大学的思政教师张凯（化名），发现部分学生的课堂接受度不高，为了做好思政教育，他不断寻找新方法，比如改变讲课方法、组织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感到学生在思政课上不太活跃。他很困惑，如何能让学生更好地上课？

张凯的问题不是个例。廉思也注意到当前思政教育的现状，他说：“思政教育本质是要以理服人，虽然过程中会通过场景、故事等方式以情感人，以文化人，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让青年懂得‘理’、认同‘理’。以理服人不容易做到，在课堂实践中常常会变形为理论灌输。理论灌输包涵着一个隐藏的逻辑：我的理要比你的理更具解释力，或者反向说，我比你更高明。这种居高临下的思想工作，会不自觉地让对方心生警惕。因此，思政教育首先要降维，要代入式地考量青年的痛苦和抉择，要共情式地分担青年的挑战和困境，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维度去理解对方。”

12年前，廉思和他的团队出版《蚁族》，记录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真实的生活状况，其影响持续到现在。近些年廉思到国外访问时谈起“蚁族”，国外青年也异常感兴趣。

“这就是基于相似生活处境的共情。”这一现象引发了廉思对思政教育的思考，“思政教育应该从青年的日常困惑和生活难题出发，由阶层认同延伸到政治认同。”在他看来，全世界不少青年都面临“蚁族”这样的困境，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为什么中国就能解决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能做到，“要引导青年从现实问题出发，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个正确的认知图景，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简单地让学生背诵记熟概念定义，而是要厘清青年心中的焦虑和矛盾，激发他们努力奋斗的动力、探讨从自己做起的具体路径。”

要俯下身子，与青年站在同样的角度看问题，廉思认为，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具备在“升维”和“降维”中娴熟切换的能力，“不能只讲理论知识，还要讲社会现实。要从社会现实中升华出伟大道理，让青年感觉到思政教育工作者能概括出他所不知道的知识和看问题的视角，这样他才愿意听、才听得进去。既懂‘理’（理论），又有‘例’（案例），‘理’与‘例’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做好思政教育。”

被誉为“思政女神”的复旦大学80后思政教师陈果在课上通过有趣的例子让学生们领悟其中含义，有网友看了陈果讲课的视频后留言说：“陈果老师讲的内容解决了年轻人的困惑。”

廉思也是这样做的。在日常生活中他结识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快递小哥刚子。每次借着收发快递的机会，他就和刚子攀谈几句。他关心刚子收入怎么样，生活中有什么烦恼，女朋友谈得如何等实际问题，慢慢地，刚子感受到廉思真心实意的关心和温暖，即使后来刚子离开北京回到老家，仍愿意与廉思分享自己的近况。

廉思说，和青年建立真实关系的标准是人家愿不愿和你“聊得来”，能够进入彼此的思维，“做思政教育是个良心活儿，也是长久的工作，每个老师都应该摸着自己的良心上课。”

思政教育在学校里和生活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在社会上脱了节

如果按照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界定的14-35周岁的年龄区间来看，中国目前大约有4.1亿青年。青年处在求学、求职、恋爱、组建家庭等各个关键节点，他们对社会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需求。“这就说明，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廉思说，针对不同阶段的青年，思政教育要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核心就是切中青年关心的痛点问题。

走出学校后的青年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从租房开始，找工作、结婚生子等问题一个个摆在面前。“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社会的第一课是黑中介和二房东给他们上的。”廉思说，“我们的思政教育，在学校里和学生的生活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在社会上脱了节。”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张楠大学期间曾是学生会的成员。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思政活动，工作之后他感觉思政教育少了，“一方面是自己工作了没有时间参加集体活动，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企业没有浓厚的思政教育氛围”。

一些企业团委的工作人员在做青年员工思想引领工作的时候也犯了难。陈亚静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团委委员，她常组织青年交流会、联谊会等活动，但是报名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每次办活动都得一个一个打电话邀请，时间长了我也没什么积极性了”。

一边是感觉没有被重视被关注的青年员工、一边是积极办活动却感到反响不高的团干，走出校门的青年思政工作该如何做？

“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们的职业规划如何，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要怎么去解决？”廉思说，“马克思教导我们，‘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让自己出丑’。思想引领若想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要从利益入手。”他举例说，近段时间，互联网和教培行业大量裁员，青年工作者就应及时介入，了解被解聘青年的思想动态和急迫诉求，引导他们做好职业规划，让他们正确认识国家出台的政策法规，理性评估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鼓起勇气面向未来的生活。“不能青年发展好的时候，我们上赶着迎过去，青年遇到困难了，我们却消失了。做思政工作，要多些雪中送炭，少些锦上添花。”

廉思一直关心外卖、快递小哥，他常思考：“这些年轻人最关心什么？这份工作提升了他们哪些技能？是看地图的能力还是骑电动车的本事？等他们跑不动的时候，现在这份工作能不能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他认为，青年不应该被消耗，在他们最好的年华里，社会应该给予滋养，“要为他们做好职业规划，让他们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一技之长，将来能更好地发展。”

“有些企业为了作秀而开展工作，反倒起了不好的作用。”廉思曾受邀到一家物流企业调研青年的发展情况，在他和其他专家到访的当天上午10点，公司图书馆里坐满了快递小哥，“这一看就是给我们做样子的，上午10点是送货时间，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在那里看书呢？”

2021年10月，美团和国家开放大学携手，为外卖骑手开设职业提升课程，并资助全额奖学金，首批101名外卖小哥打开电脑上起了网课。廉思对这样的做法十分肯定，“对于数字蓝领工作者，他们在思想学识上有所欠缺，政府、企业应该鼓励他们去学习，可以采取单位先垫付学费，修满学分、顺利毕业后予以免除的制度设计。要推动年轻人养成持续学习的习惯，引导他们走得更高更远。”

对于新兴青年群体，如何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渠道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

2021年，廉思和课题组通过十多年对32类青年群体的调研成果，根据当代青年与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关系，提出将当代青年分为八类。

29岁的常凯属于“原子性群体”，即以原子化状态生活，存在政策供给缺失或管理制度盲区。常凯是北京的外卖小哥，选择外卖员这份职业是因为“多劳多得，时间比较自由”。他穿梭在北京各大楼宇里，争分夺秒地追求理想：“赚点儿钱，然后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常凯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朝阳区“小巷管家”。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共青团组织、朝阳城管委联合外卖平台发起“美好朝阳骑士”项目，召集众多外卖小哥参与城市治理，在工作中遇到城市治理问题拍照反馈到后台，由相关部门解决。

常凯说，成为“小巷管家”后，他对社会事务更用心了，不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了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2020年，常凯当选全国青联委员，带着为外卖小哥群体发声的想法，常凯开始了自己的履职生涯。常凯很清楚，外卖小哥这个群体学历普遍不高，不关心青联委员、国家大事，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今天跑了几单，赚了多少钱，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青联委员，不知道遇到困难要找哪个部门来解决。

常凯在想，怎么才能让同行了解团组织，怎么才能让同行去学习知识、提高思想水平？

同样的问题廉思也思考过：“大量的新兴青年群体，平时虽然经常遇到，但是如何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渠道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我们的组织体系也在追赶，但这种追赶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用不变的方法应对他们的‘变’，原子性群体的思政教育要怎么做？如何才能做得好？”

这一问题廉思仍在寻找答案，他也呼吁更多思政教育工作者能找到适合中国青年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方法，“要让党的理论生动起来，具备意识唤醒和再造认同的本领，首先需要对青年的实际情况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到不同青年群体差异化的诉求目标，找到共性因素进行价值整合，形成杠杆效应，凝练共同认知，将时代挑战转化为制度优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敏 见习记者 王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