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向国际社会先后首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或“新丝路”）。

新丝路不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研究的创新，也将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新丝路呼唤新教育。“一带一路”本身蕴含着巨大教育能量，为中国民族教育带来了全面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哲理深蕴，引发我们对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体论、发展与改革论等问题的新思考。

△ 我国西北边境线上的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辐射30 多个国家、32 亿人口，已逐渐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生财地”“聚宝盆”。 昵图网 供图

何为民族教育？何为民族教育学？

“一带一路”战略告诉我们，要有正确的空间观，辩证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辩证认识国族与各族、国家与地区的关系，也就是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与核心价值观来广义地理解与构建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核心概念体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贯穿中国东中西部，而且走向世界东西方。由此可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包括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是根本，国内这盘棋下活了，营盘打结实了，国际格局这盘棋才能下活。

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首倡以来，围绕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有增无减，某些国际势力千方百计想将中国封锁起来，遏制中国崛起。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在继续努力扩大对外开放，争取良好的国际格局的同时，必须将重心放在国内大局上，自力更生为主，对内搞活经济，建设国内空前统一的全国大市场。

国内大局这盘棋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完全可控的。中央的思路是全国一盘棋，创造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愿景与行动》分别从西北与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沿海与港澳台地区、内陆地区具体分析国内“一带一路”之开放格局，圈定重点涉及的18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六省区，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三省区，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五省，内陆地区则是重庆。规划还提及要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中华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都具有差异性、多样性、互补性。“一带一路”，穿针引线，四通八达，不仅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更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国内更加统一的大市场，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这将更自觉地推进国家一体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国族意识的觉醒，更加自觉地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就振兴中华、安邦治国而言，具有极其深远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

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少数民族、各民族地区都更加自觉地成为中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各民族地区的群众都将更自觉地投身国内经济大循环中来，内地与边疆、民族与民族，经“一带一路”的穿针引线，更加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整体局面。

在沿着“一带一路”建设全国大一统市场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办？早在1924年，陶行知先生就在《五族共和与教育者之责任》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想建设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最要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二是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这两件事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实在是要同时并进，才能充分达到五族共和的目的。”

显然，教育应该与“一带一路”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该有利于建设四通八达的社会，有利于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中华大地统一大市场的自觉形成，有利于自觉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此，中国民族教育的概念应该有广义的解释，即：中国民族教育是中华民族一核多元一体的教育。“一核”是以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为核心价值，“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多元”是指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众。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民族教育是中华民族教育，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和教育，既包括各少数民族民众，也包括汉族民众及各民族身份未定的民众的教育；既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包括各汉族地区、各多民族散杂区的教育，是四通八达、和衷共济的教育。

中国教育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教育是从民族学视角对中国教育的界定，其本质是国家公民教育，而不是另搞一套的另类教育。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是中国民族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教育学”是从民族学（或称人类学）视角研究教育问题的一门学问，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自中国，国外有相关学科，如多元文化教育、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这些学科也将“民族教育”（确切而言，国外更多地是指族群教育，英文对应词ethnic education；nation education，相当于我们的国族教育或者国家教育、民族教育）作为一个问题域，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予以研究，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教育学”这一学科名词，更没有构建这一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是我国的自主学科创新，要有自己的学科立场以及学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背景下，我们“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首先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来建构“一核多元一体”的学科理念及学科体系。“一核”是指学科的核心理念更自觉地促进“国族”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教育学体系”，中华民族既是 “核”又是“体”，表里如一；“多元”是各民族、各地区教育及跨民族、跨地区教育。“一核多元一体”，是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一与“多”的有机统一，转承起合，形神兼备，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激进派“多”对“一”的解构完全不同，也与法西斯主义以“一”消灭“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教育学要举中国的旗帜，走中国的道路，奔中国的目标。

中国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学的文化根基何在？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充分展现。文化自信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那就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符号，而且是我国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在新时代的重生，是在历史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空穴来风的奇妙幻想，而是有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自觉创造，根深蒂固，老树开新花。

与“一带一路”一样，中国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学植根于中华大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国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学文化自信的根基。

我国有悠久的教育史和民族史。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重视民族问题与教育问题，都有民族教育政策史；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及教育史，都是中华民族教育宝库中的瑰宝及“种子”。历史凝结着先辈的智慧与劳动，无论是尝试成功的经验还是尝试错误的教训，都是极其宝贵的探索，值得珍视。历史不仅是“资治通鉴”的例子，更是蕴含创新的“种子”与“宿根”，是建造中国民族学、教育学以及民族教育学的文化根基，当然也是我国民族教育实践的文化根基。

一核多元、中和位育

新丝路为各族青年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新人呼唤新教育。新丝路是经贸之路，也是国家一体化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畅通必须有“共同共通”的统一性，统一性是“核”。同时，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点，这种多样性的“多元”必须尊重并兼顾，故此可以“一核多元，中和位育”为原则，思考民族教育发展战略问题。

就人才观而言，树立以徳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为核心的多方面素质和谐发展教育理念；就知识文化体系而言，以通识知识为基础，建设多学科多领域知识课程体系；以通用技术（综合技术或称现代工艺学）为核心，建立多元配套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核心，建立健全多语多文的语文教育体系；以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为核心，建立健全多民族跨文化综合教育体系；以祖国理解与忠诚为核心，推行国际理解教育。就育才环境而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试为核心，辅之以多种民族语言、多种外语考试以及分类加分等多样化的弹性政策，形成一核多元一体的高考制度；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建立健全学习化社会的终身教育网络；以有教无类为核心理念，创建多民族综合学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营造兼顾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国际特色的校园文化以及社区教育文化。当然，上述建议是叠加在一起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新教育体系。据此，民族教育学应具体研究并构建“一核多元一体”的人才素质体系、知识体系、育人机制，为新时代、新青年、新教育服务。

互联互通互融

“一带一路”将散落在中华大地上乃至欧亚非大陆上的粒粒“珍珠”串联起来，形成一串串美丽的项链；又像数据线将一台台电脑联系起来形成局域网乃至国际网。“一带一路”强调合作时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即通达，互联互通、四通八达，这说明“互联、互通、互融”是“一带一路”的基本精神。这是一种互联的观点，团结的观点，互联大于孤立，团结就是力量。“一带一路”启发我们，要有互联的观点，正确处理“多”与“多”的关系。

只有四通八达的教育才能培养四通八达的人，才能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中国民族教育不能画地为牢、孤芳自赏、作茧自缚、夜郎自大，而应该具有“互联、互通、互融”精神，走四通八达、协同建设的发展道路，培养学生具有“互联、互通、互融”精神的通达之人，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社区与社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互融”。

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也要有这样的互联观。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教育，也要研究汉族教育；不仅要研究民族聚居区的教育，而且要研究民族散居区的教育；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要研究汉族地区的教育；不仅要研究农牧区的民族教育问题，而且要研究城镇民族教育问题；不仅要研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民族教育差异性与特殊性，各民族内部及各地区内部民族教育差异性与特殊性，还要研究其间的联系性、共通性，并展开对话与合作；不仅要研究中国的民族教育问题，还要研究沿线跨境民族乃至沿线各国民族教育问题，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与沿线各国民族教育的差异性、特殊性以及联系性与共通性，并展开对话与合作。对中国而言，有利于促进“三个离不开”；对国际而言，有利于合作与交流。这是符合新丝路“互联、互通、互融”精神的，也是有利于促进贯彻这一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