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 1977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并留校任教，1987年于南京工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于英国威尔士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任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副校长等职。1996年9月奉调原国家教委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1998年7月起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土洋插队受益终身

　　“我的两次插队经历，"一土一洋"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办接待室里，校长钟秉林对记者侃侃而谈。

　　1969年以前，北京四中初二学生钟秉林每天的生活快乐而充实。“那时的学生不像现在苦于学业，每天课外活动很多，学校里也有各种兴趣小组。放学后没有什么作业，我经常去打篮球。”

　　但1969年初，一纸去延安插队下乡的通知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从此土插队的苦日子来了。“当时我们住在塬上的窑洞里，吃的是窝头、南瓜、酸菜，很少见到肉、鲜菜、馒头。吃水要沿着崎岖山路到山下几百米的河沟里去挑，因为山高坡陡又没有台阶，经常是开始时挑上两桶水，等回来时，却只剩两个少半桶了。尤其在下雨时，左肩上挑着担子，右手还要拿一把镐。在坡陡路滑的地方，先用镐刨一小坑，再往前挪一步，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山涧。平时高强度的挑粪、翻地、锄草、修梯田、背石头等劳动经常让人累得连饭也不想吃。”

　　钟秉林回忆，一段时间以后，晚上躺在炕上，大家开始思考未来，想到将来国家终归是要进行经济建设的，我们需要有文化。于是这批四中的学生开始复习和自学初、高中课程。

　　1973年，钟秉林进入南京工学院学习。他认为，这段插队经历培养了自己在任何艰苦条件下都能坚持学习的意志，并使他了解了社会，懂得了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和理解。这样的意志和品质又使他在“洋插队”(留学)时取得值得称道的成绩。

　　1990年，已是南京工学院副教授的钟秉林作为国家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到英国威尔士大学(今卡迪夫大学)进修一年，师从英国机械研究领域一位知名学者。最初，这位清高的英格兰学者对他有些“冷视”，这使钟秉林开始暗自较劲。从此，每天来往于宿舍和实验室之间，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直到有一次，钟秉林指出导师讲课中的一个错误，才让导师对其刮目相看。就在他顺利完成一年的学习，准备回国时，导师挽留他继续读博，并提出负担学习费用。获得东南大学的批准后，钟秉林的留学生活也从一年变成了四年，最终成为这位名导师指导过的“第一个在签证到期前获得博士学位并提前一个月回国的留学生”。

　　“留学生活不仅让我在学业上大有长进，还使我对国外教育体制和特点有了深入认识，对我的教育观念影响很大。”钟秉林说，现在国内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层次也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都应该珍惜机会，学有所得。

　　北师大转型目标清晰

　　2001年，北师大开始探索通过全面调整，实现向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转型，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发展。

　　这一年，钟秉林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此前，他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钟秉林说，在东南大学的学习工作和任职经历让他对国内大学的发展规律和体制情况有了具体认识，而在教育部高教司的工作则让他对全国高教情况有了总体把握，也对不同类型学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有了全面了解。

　　“北师大需要转型，”钟秉林解释，“这和学校传统及社会需求有密切关系。近些年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巩固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增加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性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除免费师范生外，本科专业取消了师范和非师范之分，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培养满足社会高端需求的高素质教师和其他各类学术型人才。”同时钟秉林也指出，并非所有师范院校都要转型，而应根据学校传统及当地社会需求进行科学定位，多样化发展。

　　当谈到在担任北师大校长期间感到最满意的工作时，钟秉林笑道“虽然在一些具体操作上还存在分歧，但不管怎样，北师大的定位及发展目标已经清晰，并形成了广泛共识。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此目标进行长期积累和努力。”

　　同题问答

　　1 你读书时最向往的大学是哪一所?

　　钟秉林：清华大学。那时流行一句话叫“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个时代清华大学是最好的工科大学了。

　　2 你觉得学生毕业后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你作为校长最高兴?

　　钟秉林：我希望评价能体现北师大的优良传统：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我确实听到很多用人单位评价我们的学生，踏实、敬业，发展有后劲。

　　3 你经常就大学的发展征求学校师生的意见吗?

　　钟秉林：会，有的通过各种座谈会、联席会议，有的就是在路上或食堂里，也会通过校长信箱等方式。

　　4 如果世界一流大学得10分，您觉得北师大可以得几分?

　　钟秉林：没有具体量化标准，只凭感觉的话，大概6到8分吧，我认为北师大很有发展潜力。

　　对话：应鼓励高校对教育公平做贡献

　　新京报：目前，国内存在着各种大学排行榜，北师大在不同榜单中排名也不同，你如何看待大学排行榜?

　　钟秉林：目前社会上的大学综合排行榜大概有二、三十种，它们的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等各不相同，评价结果也有差异。我觉得要心态平和、为我所用。专家会对一些排行榜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如果某些评价有道理，我们会加强学校相关工作。没有道理的，我们也会提出质疑。

　　此外，教育公平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但很遗憾目前各种大学排行榜都没有把大学为教育公平所做贡献的情况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注弱势群体，来自西部、农村地区的学生及贫困家庭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理应受到社会和大学的关注。在北师大全日制的中国学生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40%，农村地区的学生占三分之一，家庭贫困的学生占四分之一，少数民族的学生占11%(在北京仅次于中央民族大学)，女性学生超过50%。这些指标在“985”大学里位居前列。我认为政府应该对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的高校，给予肯定和支持，鼓励其他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为教育公平做贡献。

　　新京报：免费师范生政策自2007年实施至今，一直存在争议。你怎么评价?

　　钟秉林：现在人们对免费师范生政策可能存在误解，这项政策的实施不是回归计划经济时代，而是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手段进行干预，吸引优秀青年到中西部基层地区做教师。类似政策国外也有，例如美国，他们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地区社会治安不好，很多人不愿去那里做教师，有些州通过减免税负等政策吸引人们做教师。

　　目前来看，免费师范生政策确实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如怎样调动免费师范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怎么建立合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等。

　　新京报：关于高考改革，你有何建议?

　　钟秉林：对于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要有全面、客观的评价，搞清楚它的优点及目前暴露出的弊端。高考需要改革，但必须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其实，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已从过去的上大学难转化成上好大学难，矛盾的一方是公众要求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办出更多的好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应坚持有限目标，发挥高考招生自身应当承担的功能，而不应赋予它无限的责任，否则人们就不会有满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