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也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建校110周年。

　　这位科学大师曾在这所著名中学里，度过了读书时代的6年光阴，自此结下不解之缘。他回忆北师大附中的生活：“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他评价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在艰难困苦的旧中国，“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他列出对他影响最深的17人，除了父母和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2位教师中有7位是北师大附中老师。

　　中学时代的钱学森

　　“人生的一个高潮”，钱老这样总结自己的“附中”时光。

　　钱学森先生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了他中学6年的读书生活。钱老晚年时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钱老的一生波澜壮阔，晚年历数沧桑，“师大附中”是一个避不开的关键词。今年是钱老诞辰100周年，在这个时候，透过他的回忆，回望师大附中建校110周年的历史，使我们深切地理解，为什么钱老说在师大附中读书是他人生的一个高潮。

　　名家办学推教育改革

　　钱学森1923年至1929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他评价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在艰难困苦的旧中国，“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

　　林砺儒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师大教育系任教，1922年至1930年担任师大附中主任(即校长)，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钱学森在附中的6年，恰恰全部是在林砺儒担任校长期间。

　　上世纪20年代，林砺儒先生在国内率先推行中学“三三”学制，从而实现我国基础教育学制与世界接轨。1923年，钱学森进入师大附中学习，正值“三三”学制改革起始。师大附中完全是在摸索中前进，所有的规章制度、课程体系都由自己制订、试行。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正是这次学制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

　　林砺儒先生对中学教育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初级中等教育，是全教育历程中之最中段，其目的应在提高普通教育，完成全人陶冶”，“新学制的最好处，是把中等教育分为两小段，最少亦可使前一小段的全人陶冶多普及几分。”

　　为更好地进行全人陶冶，林砺儒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课程改造观。那时，师大附中的教材由本校教师自定、自编、自选，新的课程体系达到了国际水平，在高中还开设了许多大学基础课。

　　钱学森后来回忆早年的学习，提及在师大附中学过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里得几何、物理学(用美国大学一年级课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还有英语、德语。他说：“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教书育人行“全人格教育”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时局动荡、新旧思想交锋激烈。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救亡图存必先启蒙新民，教育是救国之根本。在此背景下，全人格教育的思想兴起。林砺儒先生将这一教育理念引入北师大附中，并进一步发展。全人格教育是以学生健康成长为目的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北京师大附中的校训“诚、爱、勤、勇”，高度概括了全人格教育追求的优秀人格。

　　钱学森先生回忆在师大附中时教与学都不以应试为目的，当时“学生临考试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

　　当年的师大附中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生理卫生课，师生会去医学院，请大夫们在解剖室用人体标本上解剖课;教生物的俞君适老师曾给钱学森一条蛇，让他做标本。外语教学则是情景教学，注重培养语言环境。钱学森的部分高中课程就是英文授课，高二还学了德文。外语的底子在中学就打好了。

　　课余，丰富多彩的社团和课外小组，激发起学生的多种兴趣爱好。在师大附中，钱学森参与了绘画、音乐和摄影等多个社团。师大附中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课间操的学校，每日课后，练习篮球、足球等项目。钱老回忆说：“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

　　钱学森时代的教育，既是面向大众招生的普通教育，也是经过严格选拔和淘汰的“精英教育”：学生来源优秀;学校形成的优良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管理作风等)则是教育的生动、活泼与主动的保证。

　　钱老回忆说：“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学生的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

　　“教师自尊”成历史传承

　　“教师自尊”是北京师大附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教师们学术造诣深、师德好。钱学森晚年曾列出自幼对他影响最深的17位老师：父母，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2位教师。其中7位是师大附中老师。

　　当时师大附中名师荟萃。钱玄同、林琴南、张少元等很多名家曾在此任教。1923年至1937年，学校专任教师62名，曾留学日、美者8名，师大、北大及燕大毕业者47人，很多北师大教授在附中兼课。

　　林砺儒还要求“本校教职员对学生，力求收人格感化之效。使学生晓然知教师非惟传授自己以知识，且为自己生活之导师。”

　　在钱学森的回忆中，当时的数学老师傅仲孙对他影响很深。

　　傅仲孙先生总说：“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拿到火星上去它也得是如此。”钱学森认为，傅先生的这个讲法彻底极了。正是在初三年级听了傅先生的几何课，才使他对科学的严谨性有了深刻认知。

　　钱老还常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也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钱老当年在师大附中求学时，语文老师董鲁安“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使同学们常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

　　钱学森大学时学习铁路机械，出国留学航空专业，都是考虑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决定。1935年，钱学森出国留学前，曾专程看望董鲁安先生。董先生拿出旧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资料给他看，叮嘱他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教师自尊”也成为北京师大附中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师大附中又涌现出韩满庐、钟善基、顾明远等一大批名师。晚年的钱老常说：“我在师大附中6年，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全人格教育在北师大附中早已结出硕果，培养了众多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和杰出人物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