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下半年，浙江省发布了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文理不分科，除语、数、外3门高考科目之外，学生可以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7个科目中自由确定3个选考科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认为，这种方案落地，有可能出现多种复杂甚至是坏的情况。如学生的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将被中学(老师)的选择权所替代。中学可能沦为向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分数加工厂和职业技术训练班，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且不可逆的破坏性。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考改革正在改变浙江、上海的教育生态，上至高校对办学特色的提炼与确认，下引高中对教学活动的重新组织，学生对发展路径的认识与定位，激发了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波澜。作为高考改革的先行者，这两个试点的经验很有可能作为各地的样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对于其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能否切实促进人才培养，需要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高考改革应该实现“好的教育”，但初衷和现实是否一致，而不是出现相反的“坏的教育”，这需要多方考虑，科学、谨慎的制度设计，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多听听不同意见，正视如秦春华等学者以及普通大众的“忧虑”，另一方面，要有及时堵漏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学者对浙江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提出质疑，显然是件好事。相关部门应该正视，论证其意见有无可取之处。如此，才能让高考改革稳步前进，让多数学生受益。

　　应该说，秦春华的担忧，直指当下基础教育的弊病。其实在浙江试点方案公布之后，就立马出现了“家长[微博]忧虑选课，学校担心师资”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或者坐在书斋里的空想。此前江苏8年尝试就给人们深刻的教训，从2002年起，江苏文理不分科，先后经历3+6、3+1+1和2008年的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表面上，语数外之外的其他两门可以在众多文理科目中自主选择组合，实际上学生很难做到文理兼顾。最后，3+1+1的文理组合，变成3+文和3+理。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归根结底是无论怎么变方案，所有人的眼睛只盯着高考分数，学校盯着录取率。你考什么，我学什么，什么保险学什么。

　　教育功利化积弊难改，对于中学来说，会追求利益最大化，高考的指挥棒如何“指挥”，教学就会跟着转，哪种方式能够提高升学率和重点率，就会选择哪种方式，而至于学生的个人选择权、个体情况很有可能被忽视。诸如秦春华担忧的学生选择权可能被中学老师所替代、“文理不分科”可能成纸面表述、中学有可能演化为“特色”鲜明的专科学校等，不是不可能会出现。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就认为，如何在不偏科的学习和分数竞争力中求得平衡，既需要现实考试和招生制度的配合减轻社会焦虑，也需要学校和家长转变观念。否则，文理不分科的高考改革新路，还是会被扭向实质文理分科的老路子。

　　改革已经在艰难中起步，如何让高考链条上的所有相关者改变观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益者，有关部门真应该好好听听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