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门口,几个八九岁的孩子排成一列,背着漂亮的小书包,每个人都把手放在前一位的肩膀上,慢慢往前走。老师不停地维持秩序,但仍有孩子步伐踉跄……
这是一群“折翼的天使”。目前,我国特殊教育在校生44.22万人,其中视力残疾学生3.67万人、听力残疾学生8.94万人、智力残疾学生23.21万人……还有很多残疾孩子,根本没机会进入学校。如何呵护这些不幸的孩子,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值得探讨。
一问融合教育:
随班就读,能成为趋势吗?
【场景】“请学校劝退5年级2班的学生强强!”3月28日,四川成都一小学门前,43名家长联名“上书”校长。原来,强强患有轻度智力障碍和混合型多动症,经常影响其他同学学习。
一个残疾孩子,是应该“特事特办”、进入特殊教育学校,还是尽可能给他营造正常环境、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前不久,全国政协第五十八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认为,残疾儿童如果从小“关起来”,不利于他融入社会,“只有从小在普通学校里接受教育,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实现个体和群体的自由发展。”
其实,2014年国家出台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就已明确指出,“扩大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规模。尽可能在普通学校安排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目前,我国在普通小学、初中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就读的学生总计23.96万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54.2%。但让这些特殊孩子在普通学校上好学,并不容易。
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曾长期分管特殊教育工作,“随班就读如果做不好,就成了‘随班混读’‘随班陪读’甚至‘随班就座’。”她说,“普通学校的老师未经专门训练,本来日常工作就很多,这样一个孩子在班里,他能怎么办呢?如果有家长陪读,效果会好一些。”
朱永新指出,未来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不是设立更多特教学校,而是坚定地走融合教育之路。“目前特殊教育经费80%以上在特殊学校,只有20%左右能到普通学校,但普通学校接纳了50%以上的学生。因此要完善融合教育的支持系统。”同时,他建议将现有的特教学校转型为集教学、研究、指导、培训为一体的“特教资源中心”,帮助普通学校接纳残疾儿童。
二问特教师资:
又苦又累,能留住人才吗?
【场景】自闭症孩子犯病时抡起手就打人,老师学会鼓起腮帮任孩子打;特殊孩子总是拉裤子、尿裤子,老师需要不停地洗换;一个打蛋的动作,要教几百遍、上千遍……目前,我国有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5.03万人,而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特教工作压力大、难度大、社会认同感低,职业幸福感差,他们渴望受尊重,期盼被认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马德秀在调研中发现,各地特殊教育师生比不平衡,北京、上海可达1∶2,而中西部1∶10的并不少见。
“特殊教育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师资缺乏。”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指出,2015年,特殊教育学校在校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74万人,可特殊教育专任教师数只增加了2200人。
“师资还存在结构失衡问题。”马德秀调研发现,早期诊断、身体康复、语言纠正、行为矫正等专职技术服务老师和心理健康教师缺乏,仅占5%;性别结构上,男教师仅20%,远低于普通中小学;学历结构上,大专及以下学历超过40%,欠发达地区教师学历更低;特教教师中,主修特教的仅占30%,大部分由普通学校转岗“半路出家”……
增强特教老师职业吸引力,十分紧迫。“目前,我国特教津贴为基本工资的15%,核算下来,只占全部收入的5%。”马德秀还建议,为特教教师建立专门职称评聘体系,“因为现在通常以普通学校教师标准评聘特教老师,导致特教老师花大量精力准备与本职毫不相干的内容,而一旦评上,便打通了转岗普通学校的渠道,加速了人才流失。”
“建议增强专职特教老师的培养力量。”朱晓进指出,现在我国只有一所独立设置的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为主的普通高校;2015年,全国有78所学校招收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就算招收的7100名学生毕业全部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也不能满足需要。
朱晓进还建议,重视特教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心理辅导站,并在各种表彰中给予特殊教育教师更多的关爱,让他们多点荣誉感。
三问体制机制:
面对硬骨头,能齐抓共管吗?
【场景】 “有对姊妹俩都是脑瘫,一个6岁,一个8岁,从开始不会坐着,到后来会站着,结果这时,为期3年的相关帮扶政策结束了。后来我们去回访,看到孩子只能趴着了。”说到这,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袁敬华十分痛心。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普及难度较大,特殊教育资源不足。”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李卫红介绍道,绝大部分适龄未入学的残疾儿童少年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自闭症、脑瘫、重度残疾儿童接受教育更为困难;全国仍有近600多个30万人口以下的县还没有特教资源中心,招收残疾儿童的普通学校普遍缺乏特教资源教室和无障碍环境。
“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中,体制机制的问题亟待解决。”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用“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空间不成网,保障不到位”来描述,他举例说,特殊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还涵盖了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整个阶段,但在教育部,管理特殊教育的部门是基础教育二司;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殊教育主要由基础教育处监管;到了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基本没有专人负责特教工作。
体制机制的“硬骨头”怎么啃?李卫红建议,将特教保障水平、特教教师专业化水平等纳入地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考核指标,加快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和残疾人教育法立法工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根据学校招收重度、多重残疾学生的比例,增加年度预算,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和薄弱环节,逐步推进残疾人全免费教育。
“特殊教育需要教育、医卫、民政、残联等多部门联动,但目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间协调不足,资源分散,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制约着特殊教育的发展。”李和平建议,在教育系统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全口径特殊教育;在教育系统外,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教育与医卫、民政、残联等部门的实质性对接,统筹推进特殊教育发展。
四问医教结合:
医学保障,能看到希望吗?
【场景】 “孩子的耳聋基因筛查通过了!”新妈妈小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只要采集新生儿的足跟血,就能早发现常见遗传性耳聋患儿、药物性耳聋易感者及耳聋基因携带者,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耳聋残疾的发生。
特殊教育从一开始,就和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医教结合是特殊教育中最鲜明的特色。”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朱和平在调研中担忧地发现,地市县一级特殊教育学校基本没有专业的校医和康复室,只能靠学校教师兼任,而这些教师只能靠自己摸索,学生的医疗效果令人担忧。
“残疾儿童的医疗问题非常复杂、专业性非常强。”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建议,建立致力于以学校为基地的医教结合模式,让一些专业人员指导医疗和康复,同时依托有条件的特殊教育学校,在地市级以上普遍设立兼具医学评估和教育评估的残疾儿童评估中心,来做出残疾儿童安置和课程计划。
“对特殊教育学校来说,双师型教员是最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朱和平表示。“在师范教育、特教教师培养上,一定要注重培养既懂教育又懂医学和康复的老师,这种师资最有用、最高效。”姚树坤补充道。
医学的进步,往往能让特殊教育看到希望。“我建议运用基因科技降低出生缺陷,从源头减少残疾”,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尹烨举例说,著名舞蹈《千手观音》中的21个演员里,有18个人刚出生时是不聋的,很多是后来药物致聋,如果能够在孕前、产前、新生儿这三关进行基因防控,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
尹烨建议,将基因防控出生缺陷作为预防残障的方式纳入国家战略,对发病率比较高、危害严重的遗传病如耳聋、地中海贫血等,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一些残疾可以用基因检测发现,建议对高危人群进行基因检测,而不是所有人都去筛查,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姚树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