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制度化生存背景和应试教育机制下，他们整天在学校、家庭与补习班三点一线之间机械往返，本该立体而丰富的生活被活生生地压平了。在分数逻辑下，作文教学被“功利化”了。

“当你不知道该写什么的时候，只管写就对了。这看起来没有道理，但我就经常这样，写着写着主题就出来了。因为这是语言的法则，文字会觉得寂寞，所以它们悄悄叫你把其他的文字放在它们旁边。”不久前，美国童书作家山姆·史沃普在北京市朝阳师范附小给五六年级的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写作课。他给出诸如“新娘”、“圆白菜”这些毫不相关的词，让孩子们自由写作。

这位童书作家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的著作。在山姆的鼓励下，孩子们的想象力开始“天马行空”，山姆让他们把自己写的故事排成了情景短剧表演出来，很多平时“无话可说”的孩子也变得跃跃欲试。

写作一直以来被看做是语文能力的综合体现，但是近些年学生们的作文状况却很不乐观，曾有人戏谑中国学生的作文：“只要写眼睛，没有不水灵的；只要写童年，没有不难忘的；只要写助人为乐，没有不扶老奶奶过马路的。”

我们的写作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妨碍了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天马行空地抒写头脑中的光怪陆离？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走访了多方人士，希望找到一条让“铅笔”爱上写作的出路。

写作不来自生活

而变成了一种技能

“时间已过半个钟头，习作刚刚开个小头，脸上紧皱个眉头，嘴里咬个钢笔头。”这首打油诗可谓是许多孩子写作文时的真实写照。平时像个小话唠一样的孩子，写起作文来却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

“现在的作文教学离孩子们的实际生活很远，习作内容被圈在了固定的范围内了。”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中心小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陈长泉说。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篇让人“吐血”的小学生作文：“今天看到一个老大娘从口袋里掉出了4张500块钱，我马上捡起来还给老大娘。老大娘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转身对老大娘说，我叫红领巾，雷锋叔叔是我的偶像。”

一些“应景”的、与孩子们的真实生活相脱离的习作题目仍然会时不时出现在作文教学中。久而久之，作文不再是一种对生活状态的记录，也不再是一种生命的言说，作文变成了一种技能训练。

是技能训练就会有章法可循。当孩子写不出作文时，求助于老师的模板和素材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模式作文、套话作文就这样应运而生。

“每年高考(微博)前，‘感动中国’十个人我一个都不知道，高考完了我就全知道了。”北大中文系教授、2012年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副组长漆永祥在4月下旬的一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上无奈地说，他发现每年很多考生的高考语文作文都会套4个人的故事——王昭君、莎士比亚、牛顿和苏东坡。

“高中时，语文老师会给我们准备很多素材，还让我们背一些优美的句子，‘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像这样的诗词，几乎人人都会在作文里来上这么两句。”如今已进入大学的陈凡对自己当年写的作文很“不屑”，认为没有情感也没有思想，仅剩一点华丽的水袖功夫，还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

作家蒋方舟回忆，初中时要求写周记，她总是把为报纸写的专栏文章交上去，结果，连续4年，她的周记分数一直在60多分徘徊，成了全班作文“最差”的学生。

当写作与孩子的真实生活无关时，是否有真情实感也就不重要了。

80后创意写作实践者远慕在接受采访时说，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让他们写一篇“看图说话”，图上画着两个红领巾在跟一个中年大叔交谈着什么。远慕写的是一个中年大叔询问哪里能买到“红领巾”手中漂亮铅笔的故事。这篇作文老师给了0分，“老师的逻辑是：这明明是两个红领巾在给大叔指路，是个学雷锋的故事嘛”。

分数逻辑推导出功利作文

“老师为什么要提供素材？因为学生没的可写。”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对记者说。

这位老师口中的“没的可写”，一则源于孩子观察能力的缺失，二则源于学生阅读的贫乏。而这种状况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孩子们不得不把有限的时间投入无边题海中去。

“高中3年，读过的课外书不超过10本，小学半年的阅读量都比这个大。观察就更不用说了，吃饭都是来去匆匆，生怕自习会迟到。”吴青如今已是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大二学生，读文科的她感觉高中3年自己作文几乎没什么进步，高考作文也写得很不如意。

在制度化生存背景和应试教育机制下，吴青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他们整天在学校、家庭与补习班三点一线之间机械往返，本该立体而丰富的生活被活生生地压平了。

“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作业占领了，还有补习班，周末也被占领了。孩子根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语文老师无奈地说。

而应试逻辑即分数逻辑。在分数逻辑下，作文教学被“功利化”了。

陈长泉用“四个超”来形容现在的作文教学：

首先是“超规律”。写作的基础是有感而发，而现在的作文课更多是命题写作。“老师按照教学大纲出题，学生来写，学生很容易丧失写作的冲动。”陈长泉说。

其次是“超目标”。陈长泉介绍，尽管国家一再降低课程标准，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存在“整体超标严重”的问题，一些一线教师习惯性地要求学生作文必须“有开头有结尾”、“有起因有结果”、“有经过有高潮”，他们认为非如此不足以应付考试。

第三个是“超阶段”现象。小学一般从二年级开始就有习作课，这个年龄段只要能够完整写出句子就可以，但是有些教师要求学生写作成段落，甚至成篇，“孩子过早地受束缚，反而放不开自己的手脚。”陈长泉说。

还有一种现象是“超生活”。陈长泉指出，习作本来是要求孩子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但是很多学生的作文很难写成这样，“缺少鲜活、生动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学生不爱写作文，老师也没有多少成就感，“指导是煞费苦心，批阅是沥血呕心，讲评是苦口婆心，最后是涛声依旧”。陈长泉说。

让写作像水一样流淌而出

巨大的应试压力下，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吗？事实并非如此。

在许多一线教师看来，挽救作文教育首先在于，从小开始培养孩子对作文的兴趣。

“玩游戏，孩子一玩3个小时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有兴趣。写作也是一个兴趣的问题。”北京小学特级语文教师张红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而让孩子对作文产生兴趣，可以通过搭建情境平台来实现。张红认为，老师要给学生创造各种各样的使之感兴趣的情境，让孩子特别想表达。教学的艺术就在于此。

陈长泉则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方法：“例如，我可以对我的学生说‘我的父亲刚刚退休，特别想饲养一只小动物，请你们帮助我向老父亲推荐一只好吗？看谁推荐的小动物能够打动我的父亲！’学生就这样进入情境了。”

孩子对作文产生兴趣后，还需要自由的土壤和空气，而这种自由需要老师、家长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2012年，新解放教育讲坛组委会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写作只能含蓄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超过两成的学生明确表示“写作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给学生以自由，他们会怎样表达？远慕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公司曾经办过两个文学艺术网站，网站收录了一些孩子的文章。“我发现，把孩子放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不以应试为目的，没有任何老师的要求，他们会写得非常精彩。”

远慕的话似乎在山姆·史沃普的写作课上得到了印证。自由写作环节中，山姆给孩子们出了一个题目：“一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在上学路上……”一个六年级5班的小男孩儿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在上学路上，突然回头，爸爸妈妈竟然变成了两只蜗牛！只见他们优哉游哉地在地上爬，我吓坏了，连忙把他们捡起来，可他们却没有反应，眼看就要迟到了，我只好把他们装进书包，走着走着，两只蜗牛爬出来了，摔到了地上，壳碎了，他们才变了回来……”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故事。无论这些天马行空的文字多么不着边际，它们都真实地来自孩子们的头脑。

“我们鼓励学生写真话、写身边的人和事。作文要有生活。”漆永祥说。

在漆永祥的记忆中，一篇名为《暖》的高考作文曾经深深打动过他。

故事写的是孩子和父母放假回老家，进了家门后他描写了老家破旧的房屋、斑驳的墙壁和一直等着儿女的焦急的奶奶，看到一起到来的儿女，收到了他们同时递上的红包，奶奶非常开心，但是，寒暄之后，大人们开始打麻将了，孩子们拿出手机、ipad等各自玩游戏，老人依旧是孤独一人。作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看到大大的红包上泛着阵阵的凉意”。

“颇有鲁迅的味道。这就叫有生活，就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漆永祥对此赞赏有加。

张红从自己的教学经验中感受到，只有给孩子留足了社会生活的时间，孩子才有体验，才有真情实感和表达愿望。“比如在假期，我们让孩子去调查年的风俗，他就得去查资料、观察和走访。这就是社会生活平台。”

文章是流淌着的水，写作应是水到渠成的事。

曾多年担任北京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漆永祥希望一线教师鼓励学生们敢于写真实的生活，敢于写真情实感。

“你一定要敢写、要敢冒这个险。首先要相信我们，你的作文写得好了，我没看出来是我的责任，你不敢写，那是你的责任，一定要敢写。你写四平八稳，我也给你四平八稳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