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期间，多项加分乱象遭曝光，引发社会持续质疑。高考加分政策何去何从？个别争议较大的加分项目，应怎样调整？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

教育部门难以监督“照顾性加分”对象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考加分政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照顾性加分，另一类是鼓励性加分。您认为哪一种存在的问题相对较严重？

杨东平：各有各的问题。照顾性加分的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等，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公平。而鼓励性加分，主要对象是在某一领域有天赋的学生，比如奥林匹克竞赛和科技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等。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是给有特长的学生一些鼓励。

在照顾性加分方面，最为严重的是加分对象的针对性不明确。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说“针对性不明确”？

杨东平：当前，考生加分资格的决定、审批，都是由相关部门独立完成的。例如，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的资格由民委相关部门决定，而烈士子女、军人子女的加分资格，则主要由公安、部队等出具相关证明，这个过程中教育部门也无权干涉。

因此，这是照顾性加分政策亟须调整的问题。

各地保留“加分政策制定权”造成混乱

中国青年报：鼓励性加分政策引发的问题是否更多？

杨东平：是的，鼓励性加分利害性大，所以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2005年～2006年，教育部曾将高考加分政策制定权下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教育部门在教育部规定的框架内肆意发挥，从而造成加分的混乱。

中国青年报：2008年起，教育部对鼓励性加分作出相应整顿，各省的高考加分都在“瘦身”，问题解决了吗？

杨东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主要原因是当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仍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制定高考加分政策的权力。如果各地仍然保留加分政策制定权，就可以在框架内，任意解读高考加分政策，导致高考加分项目五花八门。

比如高考体育加分，一是门槛过低，二是决定权被地方体委垄断。这两方面决定了体育加分的造假事件相对较多。

中国青年报：在被诟病最多的鼓励性加分领域，您有何政策改进建议？

杨东平：第一，应当提高考生获得加分的门槛。

比如，文体特长生的加分可以适当提高标准。当前国家二级运动员即可获得加分，由于二级运动员的标准低，个别地方出现造假现象。如果把标准提高为“只有国家一级运动员才能享受高考加分”，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这类现象。

第二，建议取消地区级三好学生、地区级优秀学生干部的高考加分，给此类品德行为加分是错误的。学生在争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同时，容易形成“双重人格”，违反教育的本质。

第三，鼓励性加分在人数和分值上应该有所控制。鼓励性加分的人数不应当超过全部考生的5%，加分分值不应当超过5分，目前各地动辄加10分~20分的奖励有违公平。

陕西省以“优先录取”代替加分的政策，是一个好尝试，最好能有一个替代加分的措施。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应当如何从制度上，解决高考加分不规范的问题？

杨东平：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教育部收回各省自由制定高考加分政策的权力，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加分政策。为公平起见，教育部应当制定统一的加分项目和分值，各地不得随意发挥。

纵容造假的学校应受罚，加分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在加分舞弊中，学校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杨东平：对参与大面积舞弊、纵容学生造假的学校，校方已经背离教育的目标，应当接受惩罚。例如，今年被曝光加分造假的辽宁省本溪高级中学，我认为应当免除其省级示范中学的称号，并取消其向高校推免学生的优惠政策。

同时，涉案学校的校长应当被免职，并追究刑事责任。大面积造假案背后可能隐含经济问题，有关部门应当追查。

中国青年报：您指出了教育部门无权插手一些考生加分资格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杨东平：我认为，教育部门应当介入学生的加分资格的评价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应当全部公开，透明操作。

中国青年报：除了教育部门，是否也应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和监督？

杨东平：高校应当介入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有权决定加分项的合理性。比如，清华大学在录取时采用“裸分”，即仅关注高考的考试成绩，不参考相关的鼓励性加分。

学生的成绩应当采用“原始分+加分”的形式。但是目前，因为这涉及到学生投档的问题，只有拥有自主招生权的学校可以实施这一政策。

我也赞成将社会监督引入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过程之中。一方面，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可以牵头组织“考试公平委员会”，介入加分学生的资格评审。另一方面，公众和舆论也应加大关注力度，及时举报幕后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