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一些专业由热转冷，一些专业不复存在，同时一些新专业不断涌现。顺着时代的脉络，不难发现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专业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烙印，向后人诉说着那个年代独有的记忆。

　　26岁的许宁目前正在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Peugeot Citroen）实习，今年10月他将取得自己的第二个硕士学位。2006年以出色的高考成绩进入中国某重点大学化学系的许宁在大一结束时选择转系，投身于就业前景更为乐观的传媒专业。同时，他将金融学作为自己的第二学位，希望为将来找工作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到大四需要确定毕业出路的时候，许宁意识到掌握一项技术才能使自己在就业市场更具竞争力。于是，他决定前往法国继续深造，而这一次他选择从传媒专业转向信息技术。

　　凭着自己过去打下的一点理工科基础，以及在法国的刻苦努力，2013年他终于成功取得了嵌入式系统与信息处理专业的硕士学位。然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大学毕业生却在国内经历着史上“最难就业年”的洗礼。许宁不断向同学打听当时的就业情况，盘算自己的下一步发展。也是在这个时候，“大数据”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口中，以大数据为名的热销书接踵而至，而从制作到营销都运用了大数据分析的美剧《纸牌屋》的热播更是让人们看到了这一技术的应用前景。于是，许宁毅然决定读第二个硕士专业——网络与数据挖掘。他与本文作者交流时说，“这样以后找工作更容易”。

　　许宁的经历并非这个时代的特例，大学生奋不顾身地追逐着所谓的“热门”专业，努力为将来的就业创造坦途。然而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大数据”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追随的又是怎样的“热门”？

　　学习苏联老大哥

　　家住四川的王晨明老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走入校门的大学生之一。她向本文作者回忆，在那个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法律和政治是相对比较受欢迎的专业。一方面，这些专业能够帮助有志青年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另一方面，这一领域的收入相对稳定。

　　但这些并不是王晨明所期待的发展。中学时，她曾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关于修桥、建水坝的图片，工程师自豪地英雄般昂首站在桥上。这样的画面给王晨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很向往那种参与祖国建设的成就感。“想干大事”的种子从此埋进了她的心里。而在那个大学生凤毛麟角的时代，进入大学似乎也预示着能够成就一番大事。

　　报考大学的时候，王晨明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然而系里的教授面试新生的时候向王晨明坦言，作为报考土木工程专业的唯一一名女生，她在今后的实习实践中可能会有诸多不便。系主任建议她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是否考虑转去其他专业。思考了许久以后，王晨明决定转入农业化学系学习农产品加工。用她的话说，“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中国在当时也正需要这个领域的人才。

　　1950年中国与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中国在教育领域和前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但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只有区区11万，其中工学院毕业生每年连1万人都不到，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采取了包括院系调整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工学人才的培养。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工、管、理；第一志愿报考文、法、财经、教育的考生占总人数的22.25%；报考医、农的考生占总人数的23.88%。国家对工学培养的重视使这一领域成为很多青年人向往的发展方向。同时，“重理轻文”的倾向也悄然形成。

　　此外，在中国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建立全新教育体制的同时，俄语教育也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根据条约，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援华苏联专家来协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社会各部门亟待补充大量高水平的俄语翻译。各地纷纷建立俄文专科学校，或者在综合性大学设置俄语专业。据王晨明回忆，当时的俄语热一下子在校园中弥漫开来，一些原本由英语教学的课程也都改为俄语教学。据统计，1953年到1956年，全国俄文专科学校及综合性大学俄文系共招生12000多人。这一数据尚不包括高等师范院校及各业务部门所办俄文学校的学生数和教师数。然而，随着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的走低，全国俄语教育规模开始收缩。1957年全国开始动员在校俄语专业学生改学其他语种，同时规定俄语专业暂停招生一年。一些俄语专业的学生在此时转而学习英语。到1959年，最初成立的俄文专科学校相继改为外国语学院，同时开始招收其他语种的学生，俄语专业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就这样，五十年代“俄语热”宣告结束。

　　跟着感觉走

　　1977年恢复高考，学生报考大学在专业选择的考虑与五十年代相比有一定的变化。1977年，数学家陈景润论证世界数论难题“哥德巴赫猜想”获得重大成果。这一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陈景润刻苦钻研科学的精神被大力宣传。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在青年中蔚然成风。

　　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停滞，大学教育给无数学子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些走进大学校门的精英们在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似乎也更随意。1978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的张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无线电专业。说起当年的想法，张笑对本刊记者坦言，“那时候半导体很贵，自己也买不起。我就想着，学无线电的话，就能自己组装一台半导体了。”

　　那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刚刚起步，许多单位都亟须大学生人才加入进来。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制度，并且根据各地的物价水平制定统一的薪资标准。因此，学生并不会为了追逐未来的高薪而扎堆儿学习某个专业。当年基础学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仍然十分神圣。据张笑介绍，因为所学专业对毕业后的薪资并没有直接影响，所以很多人更想通过学习难度较大的基础学科来证明自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中国意识到发展技术是摆脱贫困与落后最主要的出路，因此更加注重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谢华芳1981年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学习水利专业。说起当年的选择，她向本刊记者坦言，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都和她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我们那时候掌握的专业信息、知识相比现在要少得多。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更不要说网络了。我们对书本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所以当时报考专业的时候主要是高中班主任帮着做选择，自己的能动性发挥得很少。”因为当时信息匮乏，学生很难了解到哪些专业报考的人比较多，甚至对一所学校给每个地区多少名额都一无所知，因此大多只是跟着感觉走。成绩一直十分出色的谢华芳原本希望进入当时的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学习服装设计，用她的话说，“也谈不上感兴趣，只是觉得女孩子学服装设计比较适合，再加上老师也是这样建议的。不过对这个专业的了解其实不多”。后来意外被调剂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时候，多少有些遗憾，但也仅止于此。“毕竟对两所学校都不是很了解，当时能上重点大学还是很高兴的。”谢华芳表示，对专业和学校真正有所认识，已经是入校以后的事情了。

　　从经济到计算机

　　1980年，邓小平提出八十年代中国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其中第三件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国家对经济人才的需求促使经济专业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选择。

　　陈远1983年进入某财经类大学学习工业经济专业。据他回忆，这是仅仅开设了两年的新专业，培养的方向是从事工业企业的经济管理。虽然当时同样存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但陈远填写专业申请时对这一专业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专业当时被称作‘厂长的摇篮’，所有工业企业的基本知识和原理我们都要学习。”他很清楚当时社会对这一方面的人才需求，并且在心中大致规划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陈远很喜欢文学，也想过将来当个作家。但是和很多人一样，在社会发展潮流面前，陈远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他对本刊记者坦言，“当时财经的发展势头正好，老的专业和新的专业都有。恰逢当时社会需求很大，所以我就报了这个专业。虽然爱好文学，但想着学了经济将来能够报效国家。当时想的还不是赚大钱，就想着为国家做点贡献。”

　　在陈远就读大学的四年时间里，社会发展很快。毕业后的他们也发现，现实并不像当初想象的出来以后就当厂长。如今，他的同学有从事会计的，有当银行行长的，有在保险公司的，有进入广告行业的，而他在留校任教多年后也开始下海经商。现在回想起来，陈远笑着说道，“大学毕业出来就当厂长这种想法太过浪漫了。”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财会、金融等专业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同时，带有“国际”或“对外”二字的专业开始在大学中走红，而这与当时国家一系列的外贸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以及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都密不可分。这些改革举措和重大事件使得国内开放型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大，开放度越来越高，从而直接导致涉外型专业的火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专业一时间吸引了无数考生报考。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热门专业的接力棒又传递到了法律、计算机、建筑、生物等专业手上。曾任南京大学学工处副处长的赵清表示，当时法律方面的人才非常紧缺，像律师事务所、公检法等单位都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因此，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录取分数比学校本身的分数线高20分以上。另一方面，当年计算机专业的红火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一位1995年进入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的毕业生向本刊表示，计算机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专业，录取成绩也相对更高。当初如果自己成绩符合要求的话，一定会选择计算机专业。

　　就业是第一风向标

　　21世纪之后，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有机会走进大学。同时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学生和家长对热门专业有了更多更及时的认识，在报考时目标也更明确。根据搜狐-麦可思-高考志愿填报研究（调查时间为2014.4.24—2014.4.29），考生和家长选择专业的首要原因是“该专业找工作容易”（考生：36%，家长：38%），其次才是“兴趣爱好”（考生：24%，家长：32%）和“该专业收入较高”（考生：18%，家长：17%）。不难看出，就业已经成为影响学生选择专业的最主要因素。

　　2003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徐信研原本希望学习语言类的专业，但家人认为这样的选择会使未来工作出路过窄。在长辈的劝说下，俆信研最终选择了就业率听说相对更高的“复合型专业”——国际经济法。大四的时候，俆信研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在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的政府机关工作。她对本刊记者坦言，原本是为了更好就业而放弃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语言专业，结果目前的工作和后来所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想到这里，俆信研不免有些遗憾。

　　麦可思对201５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调查研究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热门专业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法学专业仍然位列毕业生比例较高的前五十位本科专业榜单之中。同时，法学曾连续６年被列为“红牌专业”，但今年已转为“黄牌专业”；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曾在2009至2011年连续被列为“红牌专业”。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的最新数据来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从事相关工作的比例为70%，其余两个专业都仅有不足六成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不管是社会需求的饱和，还是培养质量的不足，那些未能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当初选择专业的美好设想似乎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烟消云散。

　　“热门专业”不应是合理现象

　　透过对这半个多世纪的热门专业的梳理，不难发现专业的“冷热”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高考招生规模，以及考生和家长的偏好都密不可分。然而，无论是为了国家建设还是个人利益，学生盲目地一窝蜂扑向一些看似有发展的专业，对于大学培养都不是一个积极健康的现象。理想的状态似乎更应该是学生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真正想学的专业，而不会被未来的就业压力逼迫着不得不投奔有“钱”途的专业。尽管在国家包分配的八十年代，学生确实不必担心就业，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大胆选择，但那时的他们却没有机会搞清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在实际进入学校学习以前，很多人对自己将要学习甚至工作终身的领域完全没有概念，只能凭着一时的感觉摸索前行。

　　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曾经提到，他的女儿在美国上大学，前两年不需要确定专业。学校这样的做法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探索，明确自己的方向。除此以外，灵活的转系制度也能够让学生获得专业选择的第二次机会，而不会在被逼无奈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在信息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使每个学生都清楚自己发展的目标并获得足够的支持才是学校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