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打破原有行政班界限的“走班”，一面是突破原有课程设置的“选课”，在北京十一学校“一人一张课表”的经验经媒体报道而被“放大”后，“选课走班”已然成为教育领域的“热词”。

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扛起新高考改革的大旗，其后北京、天津、广东、福建、湖北、辽宁等多个省份也分批次发布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今年除西藏和新疆外，其余省份全部进入新高考。尽管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的高考制度不断调整变革，但自2014年启动的一轮新高考改革，无疑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一次。

对已经步入或即将实施“新高考”的省份而言，“选课走班”已成为当地高中改革绕不过去的关节。

只是，选课如何选，走班怎么走？对许多习惯了固定班级授课的学校教师而言，观念的固化、条件的制约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改革大轮前行的掣肘。但是，“满足学生选择权和学习权”的理念却像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逐渐从人们的心中“长”了出来。

既然方向错不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成为许多高中当下的选择。如今，距离上海、浙江“第一个吃螃蟹”已过去8年，形态各异的高中“选课走班”是否达到了各自理想的状态？

“难开的班，难选的课”

河北省邢台市第三中学语文教师韩潇还记得，在学校开会时首次听说“选课走班”，第一反应是“感觉很麻烦，搞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辽宁省曾经进行过多次高考政策的调整，不少教师经历过“3+2”“3+大综合”“3+小综合”等三次不同的高考改革模式，当新一轮高考改革来临时，当地也有一些教师认为“似无必要”，因为“教育需要长期稳定的模式才有助于培养人”。

迷茫与不理解，是最初不少高中教师面对新事物的共同情绪。

但改革是必经之路。2014年2月，教育部专门将新闻发布会现场搬到北京十一学校，推荐这所学校的教改经验。

“全校有4174名学生，就有4174张不同的课程表。没有固定班级，没有固定教室，一学期有两周没老师没作业……而学生的满意度却超过90%。”在许多陷入“拼时间与汗水”的高中眼中，这样近似乌托邦的景象似乎远在天边，而今却近在眼前。

“北京十一学校是新世纪以来众多推进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普通高中学校的代表和典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的这番评价，更是掀起了全国高中前往“取经”之风。

理想丰满，现实却骨感。在陆续推进新高考改革的途中，不少学校都被“选课走班”所困扰——毕竟，不是所有学校都是北京十一学校。伴随着走班制而来的学校管理的变革、课程设置的变革、教学评价的变革，对许多学校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如何考核和激励教师？如何管理和评价学生？如何确保教育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山东省济宁一中校长李岩向记者表示，推进选课走班，最大的困难是教师调配、教学设施配置。

研究表明，在实行走班教学时，各种教学资源匹配一定程度上受高中学校规模和教学资源的制约。学校规模大、教学资源相对充足的学校，会具有更大的调整空间；反之，学校规模小、教学资源紧张，走班和排课就会存在较大的难度。

北京市大峪中学在实施选课走班时就遇到这样的难题，该校2019级“1+3”的选科数据里，有一个选考科目组合仅有一人选择，学校为这个学生单独开设一个班——这是一个只有1个人在上课的班级课堂。

“对比言之，过去一位教师教学至少要面对30人的学生，选考科目开始后，一个走班的课堂只有20人左右是比较常见的。相反，对于热门的科目会出现课堂里超过45人的现象。这一‘冷’一‘热’的变化，教师的工作量差别还是很大的。”大峪中学副校长王金杰表示。

在一些省份，选考科目开不齐的现象同样难以避免。以实施“3+1+2”新高考方案的某省为例，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当地高考科目12种套餐全部开齐的学校占比仅为6.36%；仍然有3.64%的学校按照传统文、理分科方式只开设了2种固定套餐；大多数高中学校开设了4至9种不同的课程套餐，其中提供4种套餐的学校占比最高。显然，这与新高考改革的精神还是有所偏差。

即便在课程开齐的地区，面对种类纷繁的选科组合，学校还面临着排课艰难、无从下手的处境。而选课走班后，如何改革既有课程体系也是一大难题。

山东省从2018年进入新高考，威海市第四中学语文教师宋丽秀向记者表示，在选课走班之下，需要学校重新搭建课程框架，统筹三年课时安排，注意课程之间、年级之间教学的均衡性和学科学习的可持续性。“在分层教学的挑战下，教学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应有所差异，需要思考选考科目和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相同知识点的处理，需要思考不同层次班级学生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基础及接受能力。”宋丽秀说。

唯一的“答案”

“在孩子上高中之前，我查询了上海多所高中关于分班情况的介绍，当看到上海浦东复旦附中分校的‘走班制’时，我一下子被吸引了。”上海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学生郑坤家长刘丽欣曾经一度为孩子进哪一所高中发愁。

“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总归有她的优势学科和弱势学科。如果能走班，孩子就可以选择去她能力相对应的班级。”刘丽欣这样解释对分层走班的理解。

2022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要求“切实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科学教育质量观”，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完善选课走班教学组织管理”。

无疑，不论就政策导向而言，还是在更丰富的课程与更自由的选择面前，大多数人都认识到选课走班的优势不言而喻，选课走班的趋势不可阻挡。只是面对不小的阻碍，高中学校该如何破局？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顺势而为”。其实，新高考改革在分批推进过程中给了绝大多数高中不短的“缓冲”时间，不少学校早已“未雨绸缪”。

“河北省2018年进入新高考，但我们在2015年就开始进行探索，率先在英语和数学两个学科试行分层走班教学。在2018年选课走班伊始，学校利用每周班会课进行学生生涯规划教育，主要包括生涯唤醒、生涯适应、性格探索、生涯自主、选科决策等方面，为学生选课做好科学引导。”河北省邢台市第三中学副校长张利青说。

信息技术的使用让原本复杂的排列组合变得轻松，在很大程度上让选课走班变得不再像想象中那般复杂。以内蒙古阿拉善盟为例，此前该地区曾认为新高考后教室会出现短缺情况。但随着选课走班系统的使用，阿拉善盟通过收集的学校基本资源情况和学生选课组合情况，以正式课表数据做支撑，通过智能分班系统把课表数据与教学资源结合起来，经测算，当地大部分学校增加较少的教室就可以满足走班教学。

信息技术的普及，让制约走班教学的排课、选课硬件不再是难点。与此同时，对学生与教师评价也因着“一人一课表”可以实现个性化评价。

大峪中学实施选课走班后，学校加大了对政、史、地、理、化、生等科目教师的培训和管理，逐步实施导师制度。同时，为了解决选课走班后课表难以安排和学生出勤管理难以统计等难题，学校为每个教室都安装了电子班牌，并使用一人一课表的排课系统为每个学生设计了专属课表。

“这一系统能帮助学校对学生选课走班过程中的‘打卡’情况有了清楚全盘的掌握，并把数据实时反馈给行政班的班主任和教学班的教师，实现了两个环节之间的无缝衔接。”王金杰说。

在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学校为每一位学生配备成长导师，导师负责思想上引导、学业上辅导、心理上疏导和生活上指导等工作。导师全面关注学生的个性特征、学科成绩、学习兴趣、认知水平和学习潜能等，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等进行选择。

当然，培养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教师研究课程、参与课题的意识，更是成为推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着力点。

随着选课走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发现，原有的课程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课程需求。为此，学校根据课标的要求，打破原有课程体系，为学生选课走班提供了精神培育课程、学术成长课程、技能养成课程等八大类课程资源。

“选课走班下的课程体系突破了学科与学科间的隔阂，打破了单一学科的制约，使课程融入了学生高中生涯的始终，并为其未来人生规划奠定了基石。多学科交叉使得课程变得更具创造性，也更符合学生的个性需要。”新海高级中学教学部主任唐宽义说。

威海四中为了更好地应对选课走班制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该校教师不断创新课题研究形式，把教学实践中的小问题、小技巧、小想法提炼成小课题进行研究。同时实施大阅读工程，让学校每位教师都给学生推荐阅读素材，包括学科史料、学科人物传记等。

“在这场变革中，面对很多新问题时，学校制定教学策略时更加注重在常规的备讲练考评这些教学环节的研究与落实，更加注重对学生解题答题的规范性指导与管理，更加注重教师的小课题研究，教师也更加关注学情的研究。”威海四中副校长刘强说。

高考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高考改革走出的每一步都必须谨慎而科学。新高考改革牵动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专家普遍认为，“本次改革背后体现着育人为本、注重综合素质、注重创新和实践能力、注重公平公正的教育价值追求”。对大多数高中而言，这正是转型的一个契机。

“走”出来的成长

在刘强看来，“选课走班”是一道难解、开放的必答题，它给教育带来的是一场根本性变革。

对教师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再成长”的窗口。

已经从教28年的大峪中学化学教师邵正亮，感觉如今的自己更像班主任。在他看来，现在学生不仅为自己的成长而努力，也为班级的成长而努力。“我比以前更加关注每位学生的成长轨迹，我也会对比不同时段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结果，发现、鼓励、赞扬学生的努力和成长。”

邵正亮还发现，选课走班后教师很难再靠加班加点的方式去提高教学成绩，“这样就真正逼迫教师想方设法向45分钟课内要质量求效益，倒逼教师必须有效提高教学水平”。

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英语教师马付瑶同样表示，选课走班后每一位教师都面临着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我不仅是一名任课教师，更要对整个教学班的孩子负责。

“身份变化之后，我们要善于学习，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多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取经，同时也不能忽视向书本学习。”马付瑶说。

面对全新的教学与组织方式，教师在变化中成长，学生更是从不适应到“离不开”。

新海高级中学针对走班后学生“课堂学习接受程度”的调研结果显示，70%的学生认为在“走班教学”环境下比传统行政班环境下学习集中程度有比较明显的提高，课堂教学中对教师讲解的接受程度有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提高。

最初接触选课走班，上海市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学生姬钰还有些“别扭”，“在短短5分钟的下课时间里，从这间教室赶向下一间教室时的紧张感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发现下节课的书还在书包柜里没拿时。于是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成了我的常态。”但如今已就读高二的他说，“与不同的同学一起上课，感受到不同的课堂上多种多样的氛围，这样的体验极其有趣而又能开拓我的认知”。

“传统班级授课制下存在几百名学生读同样的书、上同样的课、做同样的练习的弊端。”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高三（6）班学生香智勇的家长香文捷表示，选课走班这种学习组织方式最大限度地让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学习基础、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获得与自身最相适宜的发展环境。

在家长刘丽欣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孩子自信了、内驱力增强了，“另外一个好处，我发现在学习程度相近的班级里，孩子更容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真的是意外之喜”。

威海四中高二（9）班学生刘善昕的家长刘珩则表示，选课走班后孩子更加明晰了自己未来的生涯规划。“身为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我已经由原来的包办者变成了现在的服务者、协商者、参谋者。”刘珩说。

有选择，才有个性化的发展——这或许是选课走班最大的价值。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所言，新高考方案倒逼高中教育改革，就是要让课程多样化，课程设置要符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让学生有双向选择权。

人们期待着，当“尊重”“选择”的气息在高中校园里流淌，不远的未来，今天的高中学子一定会走出自己的成长，点亮自己的人生。就像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高二（6）班学生赵墨签向记者所言，“我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我所规划的未来。我相信待到那百花杀后、炼铁成钢之时，我一定能实现我所规划的未来。”

《中国教师报》2022年03月30日第1版

作者：本报记者 黄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