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木洲 湖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魏向丹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洋高考是指美、英、澳等留学热门国家举行的SAT、ACT、A-Level、WACE等大学入学考试以及国内部分高中“国际班”指定学生参加的各类升读大学的国际标准考试，如高中国际课程考试(又称“全球通用证书项目”，Project of Global Access，简称PGA)等。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考生通过洋高考可直接考入或申请就读国外高校，洋高考悄然变得越来越“热”，放弃国内高考的考生逐年增多。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出现了两次跨越式发展，第一次出现在2002年前后，第二次是自2008年开始出国留学人数呈爆炸式增长。2008年至2010年，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分别是17.98万人、22.93万人和28.47万人，同比增长24.43%、27.53%和24.16%。到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45.98万人，较2013年增加了4.59万人，增长约11%。可见，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见图1)。

值得关注的是，在不断增长的出国留学人员中，初中、高中学生占比最大，且呈低龄化趋势。中国教育在线组织的低龄留学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在高中及高中以下阶段就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意向。在拥有出国留学意向的学生中，初中以下阶段学生占比22.58%，初中阶段学生占比32.26%，高中阶段学生占比22.58%，专科为9.68%，本科为9.68%，研究生为3.23%(见图2)。

另据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生发展报告(2012)》指出，“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不断增加，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人，2010年达到100万人，其中因留学而弃考者占21.1%”。教育部发言人续梅也透露，“近五年来，高中毕业生弃考率基本稳定，约为10%”。

综上统计表明，洋高考已成为国内中学生出国留学的基本途径。仅据美国大学委员会披露，“近年来中国学生参加SAT考试的人数持续增长，2008年7千人，2009年1.5万人，2011年2万人，2012年激增到4万人，而2013年突破6万人”。若再将参加英、澳、法、德等留学热门国家及地区大学入学考试的人数计算进来，全国每年实际参加洋高考的人数早已超过20万人，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高考大军”。另有调查显示，参加洋高考的学生一开始集中在国际高中和一些发达城市的顶级中学，如今则涵盖了各个层次学校的学生，包括普通城市的市重点和区重点高中。可见，洋高考当前在我国不仅备受热捧，其应试人数仍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洋高考热的原因很多，既有来自考生个人及其家庭对求学环境和深造期望等内因，又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国际化导向、洋高考自身优势以及洋高考的高回报率等外因。但具体而言，不外乎以下五方面的主要原因。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洋高考热的物质基础

伴随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形成数量相当庞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据调查，大城市中高收入者家庭“在大额购买储蓄中：39%是为购买房产，32%为子女教育和发展，28%是为买车”。可见，孩子的教育在我国家庭消费中占很大比重，且中高收入人群注重教育品质，愿意为子女在教育上大力投入。另外，“近年来在中高收入人群中知识参与财富分配现象日益明显，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财产越多”。表明知识的价值在当今显得尤为可贵，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也毫不吝啬，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学前教育开始就不惜重金，通过购买学区房、参加昂贵培训供子女升读“重点”学校，而洋高考作为通往国外名牌高校的主要途径之一，亦顺势成为中高收入家庭投资教育的重要渠道。可以说，良好的经济发展是洋高考热的物质基础。

教育的国际化导向是洋高考热的政策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进一步加快了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不仅出入的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而且中外合作办学也得到较快发展。据统计，根据出国形式，“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三类出国人数，分别从2004年的0.35万人、0.69万人、10.43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1.63万人、1.33万人、38.43万人，2013年比2004年分别增长3.66倍、0.93倍和2.68倍，其中自费留学人数始终保持在90%左右”。无疑，“留学生是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国家鼓励更多有志青年参与国际人才的大流动、大循环”。因此，教育国际化导向是洋高考热的政策条件。

家长的“无奈选择”是洋高考热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国自古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庭教育思维，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助推下，子女教育成为我国家长最为重视的“事业”之一。很多家长出于对国内教育的“失望”和对孩子未来就业机会的考虑，通过“洋高考”改变教育环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高考不但竞争激烈，而且存在较严重的“一考定终身”弊端，其与洋高考多次考试并取最好成绩申请学校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二是基础教育应试化倾向明显，重智育、轻德育和体育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三是国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院校数量少且其区域分布和各地的升学机会不均等，我国整体高等教育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据《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时不仅普遍具有机会优势和心理优势，而且其所体验到的就业压力明显低于普通高校(见图3)。

而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在国内就业的压力更小，优势更大。因此，为使孩子避开国内残酷的升学竞争且利于将来就业，“洋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部分家长的一种“无奈选择”。

洋高考的自身优势是重要推动力

与国内高考相比，洋高考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优势，对考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其一，就考试理念而言，洋高考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以及理性分析等能力。如新加坡某年试题：“科学鼓励质疑，而宗教排斥质疑，你怎样看？”此题没有任何倾向，十分开放，却值得深思辩论，考生可直抒己见。阅卷者通过考生的阐述过程，便可判别考生的思维、积累、视野、表达、感情乃至境界等多方面真实水平。其二，就考试内容而言，洋高考更加灵活，考生具有更多的“利己”选择机会。如美国的SAT考试包括SAT1推理测验和SAT2专项测验两部分，SAT1主要考查考生的写作、阅读和数学能力，SAT2大部分为选择题，主要考查考生某一专业的知识。SAT2的可选考试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学生可根据专业和学校的要求报考。偏科的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和优势选择考试科目，有利于增加上大学的概率。其三，就考查项目而言，洋高考除考核考生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外，还注重综合素质的评价。如美国的大学申请不仅看成绩，还需要个人自荐信、教师推荐信，注重考生的经历、社会活动参与度以及对事物的态度等，其导向利于考生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发展。

洋高考的高回报率是有力刺激

由于洋高考带来的是“洋文凭”，它在社会高级职业竞争中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尤其是世界名校的标签，对声誉、名望、财富等的提高作用明显，有利于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提升与巩固。正如有研究指出：“参加大规模教育考试后的社会回报率越高，越能满足人生存与发展的多种需要，对考试优胜者给予较高或较好的物质和精神回报，如给予他们相应的社会资格称号，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空间或机会，并以相应的教育、职业、工资、住房、职称、职位优待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就越能激励越来越多的考生参加考试。”因此，洋高考热的背后实质是高社会回报率的强力刺激。

洋高考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不仅对促进教育国际化和国际化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国内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同时也会带来国内人才流失严重、社会分化与不公加剧等弊病与挑战。

01

生源出境导致人才流失加剧

据统计，自2008年全国高考人数达到1050万后在2009年首次下降，并在之后几年连续下降，2008年至2013年5年间下降了138万(见图4)。

2009年教育部首次公开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此后每年稳定在10%左右。而在每年近百万的弃考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选择洋高考出国留学，这意味着国家每年都在流失一批优秀本科生，同时也导致国内高校生源数量整体减少。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就留学国外，再次减少我国高校生源。而国内强大的就业压力，国外优厚的政策待遇，又使很多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放弃回国发展，进一步加剧我国人才流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在2000年底，全球留学生总人数达到160多万，分布在世界108个国家，而中国有38万留学生在世界103个国家求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生派出国”。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渐趋明朗，国际化首先意味着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的国度。“中国留学生遍天下”现象是好事也是挑战。一方面打开国门，使大批优秀学生有机会走向世界。但另一方面，国外名校花巨资的优惠政策并不是为他国培训人才服务，而是争夺优质国际人才资源，对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是严峻挑战，对国家而言则是人才的巨大流失。

02

国内高考制度改革亟待突破

与洋高考的选择性、灵活性、多样性、多次性等特征相比，国内高考依然具有较强的“一考定终身”印记，因而弃考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内高考形成压力，促使人们反思高考制度的设计与改革。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考改革频繁且力度较大，但在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录取方式等方面仍有待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试点探索“取消文理分科，部分科目考试两次”，“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这些关键点改革目前尚处于试点试验阶段，其科学性、公平性、可行性甚至文化适切性等需要得到实践检验。尤其是如何通过高考内容与形式的分类化改革，促进高考与素质教育的衔接，解决评价导向不够合理问题；如何通过招生录取模式的多元化改革，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解决评价方式不够科学问题；如何通过高考评价体系的综合化改革，解决考试评价手段不够丰富问题；如何通过“阳光工程”等高考管理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切实维护高考公平，解决评价过程不够公正问题；如何通过推行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解决高校招生过程中的权责利关系问题；如何通过高考试题与试卷的合理化设计，考查考生能力素养以及如何通过招生考试机构的专业化建设，有效推进高考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取得实质性改进。

03

洋高考存在“应试化”倾向

随着近年来洋高考的不断升温，其市场不断扩大，为迎合我国本土化需要，洋高考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应试化趋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分的目的化活动增多。由于洋高考注重全面考查，备战洋高考的学生除了要保持不错的校内学业成绩外，还要有目的、有意识且尽可能多地参加课外、周末、寒暑假的社区活动、志愿服务以及开展社会调查等。二是造假的代办市场繁荣。由于学生强烈的升学欲望，不少社会机构投机钻营，一些代办实践活动甚至相关证书的作假行为变得猖獗。三是应试的教学技巧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培训机构为招揽生意，确保所谓的教学成果，鼓励“培训师”亲自参加各种洋高考，亲自体验考试、剖析试题，以便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答题模板和培训方案。据杜克国际教育发布的《2011年中国SAT年度报告》显示，“很多学生在SAT作文中都出现了过度使用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者抄袭写作模板的情况”。正如有学者指出，洋高考“本来使学生多了一条进入高校的道路，然而一场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考试，如今在我国已沦为洋应试”，从而滋生出一系列伪造乱象，还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学生在国际化高校中的诚信度。

04

洋高考“特权”影响社会公平

洋高考作为教育国际化的产物，属于外来考试，其成本远远大于国内高考。从考试内容来看，洋高考一方面科目设置丰富，选择性较广且注重考生平时成绩。如澳大利亚“高考”科目除常规科目外，还包括经济、艺术、统计、微积分、设计等，这些科目基本未在国内普通高中开设，参加考试者须请家教或报相关辅导班。而洋高考注重的另一面包括游学、公益等在内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都需要考生家庭的额外支出。从学习过程来看，参加洋高考的经济投入相当惊人。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分会发布的《2015留学中介机构调查(个人版)》显示，有84.5%学生为出国留学会选择中介机构学习。据统计，这种学习中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普通培训机构，仅托福班一个月费用就在1万元左右，一对一的学习班费用则更高；另一类是国际高中班，一线城市一年费用为8万~20万元，二三线城市每年费用为6万~10万元。不管哪一类，三年累加皆投入不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现阶段的洋高考只是社会中上阶层的专利，同时也是中上阶层巩固阶层优势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国际高中班的增多，不仅拉大中学之间的差距，恶化基础教育氛围，还成为推动应试教育，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教育机制，其存在影响社会公平的诟病。

洋高考到底是一匹带给我国教育破坏性冲击的“狼”，还是一条能够刺激并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鲶鱼”，需要各方理性思考与应对。

加强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切实推动素质教育发展

要从源头上根除现有基础教育僵化、单一化、应试化等弊病，必须加强基础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切实推动素质教育发展。

根据基础教育的要素和结构，其供给侧改革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着力提高基础教育供给端的质量，使基础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内容以及评价和管理更加符合新一代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学习规律，既满足学生、家长作为消费群体对基础教育产品的现实需求和心理需求，又满足社会主义性质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规定。二是大力完善基础教育供给结构，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以“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如加快推进“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单一学校教育供给”以及“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等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三是把握好供给侧终端关口，按照基础教育培养目标，注重对学生“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考核与评价，具体包括“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9大素养，以促进学生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稳步推进“双一流”建设，着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考生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逐。因此，大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留住国内优秀考生和吸引国外来华留学生的根本之道。我国继“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以及“2011计划”之后，2015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大目标，即“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无疑，“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将出现新格局、新气象。

然而，“双一流”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序、稳步推进必须作出系列科学决策。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现有基础及世界一流大学之共性，“双一流”建设至少应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卓越高等教育理念引领高校科学发展。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高等教育四大基本职能为导向，鼓励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校建构符合校情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高等教育理念，用卓越理念引领高校走差异化、特色化及高水平化的发展道路。二是以“一流本科教育”为基石加固“双一流”建设。将“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体系，突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基础性，正确处理高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避免“重科研、轻人才培养”，尤其是轻视本科人才培养的问题。三是以“双一流”方案为总纲全面统筹各项现有高等教育建设工程。将“985”工程、“211”工程、“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以及“2011计划”等全面纳入“双一流”方案，避免重复投入，引起新的资源分配过于集中的问题，并以行政手段逐渐淡化原有的高校符号或标签效应。四是以“绩效”为杠杆激活高校办学热情。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与资源的投入应以办学质量为导向，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切实体现“扶优扶强扶特”。

加强高考制度现代化建设，完善高校人才选拔机制

在导致优质生源外流的众多因素中，高考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意见》所指出的：“这一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得到社会认可，但也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现阶段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加强高考制度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完善高校人才选拔机制，提高人才选拔效率与效益，是应对国内优质生源低龄化外流的又一重要措施。

借鉴洋高考的优势，国内高考的改革重点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考试层面深化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包括：一要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与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要加快考试社会化进程，增加高考科目的考试次数，给考生提供更多的考试机会；三要准确定位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发挥水平测试的平衡功能与减压功能，促进学生兴趣及个性专业发展。其二，在录取层面深化志愿填报方式和高校录取个性化改革，即一方面要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另一方面要鼓励高校按照自身的专业发展、办学特色及优势学科制订个性化招生方案。因为，“从大学入口处优化人才选拔体系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只有人才与专业的精准对接才能促进人才培养效益的最大化”。其三，在管理层面加强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宏观调控，在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基础上，确保考生公平竞争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权益。总之，科学性、公平性、多样性及选择性是高考制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高考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旧格局，构建遵循人才选拔规律和人才教育规律，旨在挖掘和开发人才潜能，实现考生成长与高校专业发展双赢的现代化高考制度。

转变“自轻式”教育评价观念，平视“土洋文凭”

曾几何时，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蓬勃发展，“洋文凭”(国外高校毕业证书)的含金量在国内普遍高于“土文凭”(国内高校毕业证书)，不管是在就业机会还是薪资待遇方面，拥有“洋文凭”就等于拥有优先权、优待权和优惠权。以当前高校教师招聘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例，很多高校明文规定甚至明码标价，凡有海外经历的归国者或留学者，可优先录用并享受更高的初始待遇及薪酬标准。有研究指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具有“知识化、年轻化、国际化、学历高、层次高、收入高、增长快、成长快、成才快”等9大特征。这种用人制度(或潜规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催生新的洋高考大军。长期以来，这种“自轻式”用人制度，不仅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简单化自我否定，更严重地导致国内高等教育的普遍自卑和盲目崇洋。

随着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及社会用人制度由以“文凭出身”为主转向以“人才能力”为主的转变，仅凭“洋文凭”不一定会有好归宿。据《2011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海归起薪在3000元左右，近五成海归月薪不足5000元。职场比拼实力才是硬道理，国内很多企业招聘时不再一味迷信洋文凭的光环，开始注重其实践能力，许多仅有文凭无经验的留学生不可避免成为“海待”。因此，“洋文凭”“土文凭”本身只能代表学历来源不同，并不能代表个人的实践能力。因此，改变“自轻式”教育评价制度和用人制度，是树立我国高等教育自信的前提，也是留住本国优质生源的重要条件之一。

总之，在优质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稀缺的历史阶段，考试是相对最为公平的一种分配机制和筛选机制，是影响人们发展方向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社会阶层流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枢纽功能。面对洋高考热带给国内高考、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全面冲击，既不可视而不见，也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它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与合理评估，需要我们积极探索与适当借鉴，最终化“冲击”为“助力”，为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符合人才选拔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高校新生选拔制度发挥“鲶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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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致谢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十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