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浙江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头戏——高中学考、高考选考同时拉开帷幕，24.9万考生赴考，在57.48万科次考试中，高中学考55.76万科次、高考选考1.72万科次。

虽然数据显示参加高考选考的人数不多，但并不影响这场考试的重要性——这是我省首次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相结合的考试，也就是说，如果考生在其中选择了高考选考，就意味着2017年的高考战役提前打响。

那些站上了人类发展金字塔塔尖的顶级创造者，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学科的交叉、知识的碰撞，恰恰是创造力的源泉。这场新高考的选考，已经开始突破文理分科这个“僵局”。

对于选择了高考选考的考生而言，他们既要通过70分必考题的考试获得高中学考等级，作为高中毕业成绩的依据之一，还要通过30分的加试题，获得高考选考科目的等级和赋分。

在除去语文和数学之外的学考科目中“7选3”，根据排列组合，高考选考科目共有35种选法，可以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中选择“三文”、“三理”这样的纯文科或纯理科组合，也可以选择“文理混搭”组合。

那么，如何取舍？

开考前，杭师大附中做了一场选考组合调查，在比例最高的前五种组合中，文理“混搭”组合占了3/5。无独有偶，台州中学高二年级20个班级中，纯理科或纯文科组合的仅有5个班，其余15个班均选择了文理“混搭”……凡此种种，都在暗示：选考组合上的文理兼容现象越来越明显。

在这批新高考的“试水”考生中，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选择恐惧症”，而是出现了“文理兼容”的新气象，“混搭”式的排列组合让人看到了一种新希望——打破文理分科壁垒，注重科学人文相贯通。

这种期待由来已久。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早在1948年就提出，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意思是说文理分科使得搞文的不懂理、搞理的不懂文，只能培养出“半个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理分家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问题。

10年前抛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同样剑指“文理分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话掷地有声：“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

反观当下，的确有不少学生因为过早分科导致了知识结构的不健全，甚至出现了文科生写作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理科生撰写实验报告缺少基本表达能力的现象。

要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横跨文理的杰出人才，需要在学生时代就打下知识结构的宽广“塔基”，只有广博的“塔基”才能垒起金字塔高耸的“塔尖”。

更何况，这是一个知识更新飞速的年代，未来社会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的趋势会更加明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向综合性、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这都更加需要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他们掌握不同学科的学习方法以应对未来的无限挑战。

如果要人文溯源，“文不能离理，理不能离文”，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古罗马的教育将“三科”和“四学”合称为“七艺”，“三科”即文法、修辞、辩证法，“四学”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强调的是文理贯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文”和“理”的概念，但是当时的教学内容涉及礼、乐、射、御、诗、书、艺，同样推崇的是全面发展的教育。

再来看看那些站上了人类发展金字塔塔尖的顶级创造者，达·芬奇、爱因斯坦、富兰克林……无一不是结合了人文和科学而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

乔布斯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特点之一就是文理合璧，“科技创新中深藏着一种人文精神”，所以他会在苹果公司所处的交汇口竖起标志着“科技”与“人文”的两块路牌，寓意苹果公司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这两个领域的融合。

知名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文顿，这个被认为是当今爱因斯坦学术第一继承人的菲尔兹奖获得者，同样也是个打通了文理“任督二脉”的人，他本科在布兰迪斯大学读语言学和历史学，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了经济学研究生，再后来又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可谓十足的“跨界”奇才。

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学科的交叉、知识的碰撞，恰恰是创造力的源泉。

如今，在我国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浙江省和上海市作为改革的“先遣队”，首先明确了高中阶段不再分文理科，这显然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

这场新高考的选考，已经开始突破文理分科这个“僵局”，考生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已经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学科群”的新概念，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偏好选择不同的学习科目，学习的选择性和自主性大大增强，打破壁垒，文理兼容，这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帷幕已经拉开，文理兼容培养人才能否激发出新的创造力，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