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宣布在院系一级去行政化改革，再次把大学去行政化摆在了公众面前。

　　大学去行政化，说的白一点，就是去行政级别。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估计敢公开反对的没有几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存在理论正确性。大学就是大学，怎么也论起做官了？你看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哪个有行政级别？当然，还隐含了一个话题，一旦有行政级别，就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听谁的？

　　有一句俗话，存在就有其合理的理由。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行政级别？难道只有大学有行政级别，其他的就没有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大学有，中小学也有，职业学校也有。

　　何止学校，企业也有。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处级，科级，几乎覆盖整个系统，纷繁复杂。

　　何止企业，我们大量社会团体也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处级等等，纷繁复杂；

　　不仅是各社会团体，我们的各种专业文化艺术团体与体育协会也同样都是有级别的，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文学艺术家协会，足球队，网球队，乒乓球队……

　　在中国，行政级别无处不在，遍布所有领域，这就是中国社会组织与治理的基本体系特点。各种隐性显性福利待遇都与这种级别密切挂钩，一旦没有了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各种福利待遇。比如部级医疗待遇和局级就有明显的区别，局级和处级也不同，退休后工资也因级别不同而不同，林林总总涉及很多方面。

　　也正因此，很多省市都给两院院士副部级待遇，以落实对这些优秀人才的厚爱，厚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优待与尊重落实下来，有一定之规。

　　显然，我们和美国等其他国家是不同的，不仅政治体制不同，我们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与治理体系也不同。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里，大学只是其中很渺小的一部分。

　　美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的薪资是多少？更何况他们很多学校还是私立性质的，我们呢？我们的香港地区，大学校长年薪动辄五六百万港币，还配有官邸，我们有吗？相关部门给校长这些你会赞同吗？

　　大学校长赋予行政级别，只是这个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环节，取消这个局部体系的级别几乎成为不可能，原因很简单，是不匹配的，是在和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冲突对抗，这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与服务部门的调整。比如财政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单列一个公务报销体系？劳动部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一个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

　　我相信，很多校长老师是支持这种改革的，但前提是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没有对与之关联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调整到位前，恐怕是没有太多人支持的。但是修改这个体系，实际就需要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修改。全局不动，只动枝节，这是不可能的，绝非觉悟高低问题。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

　　此番北大再次提起去行政化的改革，让我想起了北大10余年前的人事制度改革。著名学者、校长助理张维迎牵头的人事制度改革，在掀起一场社会热议后，不了了之，原因与之相仿。相比高校，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来，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我更想提醒一点，我们的高校，几乎都是公立的，不是私立学校，我们的教育也一直在强调培养接班人，如何捋顺这个关系？很多专家舆论只是喊着爽，并不真的关心可行性。

　　与去行政化的观点直接相关，我们的舆论一直强调教授治校，这也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认知，对此我不能完全赞同。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华人学者田长霖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这也是第一次有华人学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田长霖在谈到他做校长与教授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字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区别：钱。大意是平均下来每天他需要搞到100万美元的捐赠，否则学校就无以为继。英国高校管理体制中，有一个名义校长，但同时有一个执行校长，名义校长一般由著名学者出任，更像一个招牌，执行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其原因就是强调校长首先需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不是学术。因此，校长，首先是一个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优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学的教授。

　　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员化，我只是想提醒，高校无法先行，因为做不到。随着社会进步，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改革，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只是我们不要再动辄讲美国如何，中国不是美国，无法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