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仔说

　　美国名校生，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很多家长都希望可以把孩子送出国学习。可是美国的大学生和中国的大学生本质的差距在哪呢？

　　中国大学生应该和美国大学生一样，有着自己的迷茫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希望这篇文章也可以启发到我们中国的大学生，找到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不再迷茫。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作者 | 〔美〕威廉·德雷谢维奇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

　　在《自由》（Freedom）一书中，约翰·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

　　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 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选择自杀的耶鲁大学毕业生韦纳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

　　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公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The 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

　　大学校园的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几乎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数量翻了3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曾经有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们这群人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哪天车轮子掉下来的话，那肯定会发生在大学这条路上。”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他回忆道：“前几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另外有一位正在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声：“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 在大学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扎克伯格的恋爱史或许是名校生中的一个反例

　　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在耶鲁就读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自己性爱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不讳地讲出：“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

　　更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 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经披露：“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 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我在耶鲁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并不快乐的严重性。只有当我不在耶鲁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或者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时，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之前书中谈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来，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很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学生，同等的优秀，相当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社会精英）。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学生的优秀：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占比，录取门槛的高端，加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数据等等。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曾经与我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来找他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现在有时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倘若他现在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