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工程”高校工科硕士、掌握4门语言，这样“硬”的条件，对于一名应届毕业生来说，想要谋得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简历上的5个字，却让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16届毕业生维加的求职路多了很多曲折。

“国籍：柬埔寨。”

在四方奔走又四处碰壁之前，维加还没意识到这5个字的“杀伤力”。他2008年通过中柬两国教育合作项目来到天津大学留学。本科毕业时，他想在中国找一份工作，还做了一份简历，但随着获得硕士生入学资格，他的第一个求职季刚开始就结束了。尽管如此，维加对中国毕业生常挂在嘴边的“北上广深”“房价”“户口”“五险一金”这些词都非常熟悉。

研究生读了一年后，维加又琢磨起在中国求职这件事了。他希望以后跟自己的中国女友在一起。他开始认真地去打听：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怎样才能像中国毕业生一样找工作。

一名来自伊朗、比他高几届的学长在天津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他告诉维加，按照政策，他得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才有资格申请在中国就业，并建议他赶紧去找单位实习。

于是，维加开始像他的中国同学一样，在网上申请一些他感兴趣的实习职位，遗憾的是，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看着身边的中国同学似乎没那么费劲就申请到了实习职位，维加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便是想找一份实习都太难了。他最后还是在天大国际教育学院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了实习工作：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同意接收他暑期实习。

“不过，我感觉人家其实也并不太想要我。”维加说，因为实习时间短，他只能是“看得多，干得少”。

维加也曾试探性地问过“假如我毕业了，回来，公司会不会要我”的问题，实习时的老师客气地跟他说，保持联系，有事可以回来找他。

维加后来求职，即便是在最绝望的时候，都没有再联系这家公司。他觉得，像他这种情况，那些大的企业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小公司更没有办法解决。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华留学生就有留下来就业的意愿了。”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陈志华说，在此之前高校吸纳留学生不管“两头”：招生不管，就业不管。从上世纪90年代放开自费留学之后，高校有了招生的自主权。但对于留学生就业，相关部门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他们毕业后可以直接在中国求职。

该院长期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冯宝平老师告诉记者，在华留学生就业需要政策解决的，不仅是他们毕业后能不能马上在华就业的问题，还有后续一系列如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等问题的处理。只有政策健全了，才能给招聘企业吃下“定心丸”，也才能真正解决在华留学生的就业难问题，而这需要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等多部门形成合力。

今年4月15日，天津“津洽会”专门组织了一场京津冀外籍人才招聘会，参加范围包括“2016年毕业的外籍应届毕业生”。天大组织了30名来自古巴、斯里兰卡、贝宁、蒙古、孟加拉、柬埔寨、越南、泰国、喀麦隆等国的应届本、硕、博毕业生参加招聘会，最终有5人和企业达成协议。但是，直至7月初毕业典礼结束，这5名毕业生的相关就业手续仍然没有办妥。

在维加看来，就业部门很少针对在华留学生的就业特点，组织专门的招聘会或提供对口的就业信息。一些企业嫌为留学生就业办手续繁琐，干脆就不想招了。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维加的一个朋友，每次签证都要回国办理一次。

和维加一起找工作的中国同学们认为，维加一定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总是鼓励他：“你看，你有语言优势，你会中文、英语，还会法语，你的母语是高棉语。”

但事实上，维加从一开始求职就不断受打击。

2015年9月，维加将本科时做的简历找出来，稍微修改了下，就投入了求职大军。他先是参加了中车集团的校园招聘会，选择了热门的北京分公司下手。招聘负责人只告诉他要回去“汇报”，客气地收下简历后，再客气跟他说一句“再联系”。“他们应该是没想到会有外国人来投简历。”维加事后意识到。

在同一场招聘会上，维加“能投的都投了”，但最终也只有两家分公司客气地收下了他的简历。

那段时间，学校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好几场宣讲会。只要专业对口，维加就去听，认真地琢磨企业派发的资料。他格外留意这些资料里企业“合作国家”的信息，如果能看到“柬埔寨”，他就觉得机会要大一些。

到了投简历的环节，维加都会主动上前询问：“我是柬埔寨留学生，我可以投份简历吗？”而得到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一连串的问题。“问题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问题都是针对我是留学生的。”

关于待遇，维加总是真诚地回答：“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他知道，“毕竟是应届毕业生，要求不敢太高。”

在身边的同学都在讨论“能否解决户口”问题时，维加知道北京户口很难拿，没户口好多事办不了。很多人为了拿到户口，去了自己不喜欢的公司。

他参加过一家企业的宣讲会，现场让求职者关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并发送一句话。维加当时写了一句：“我是柬埔寨留学生维加，请问公司，留学生有没有机会？”

当天半夜，维加接到了招聘方一名女员工打来的询问电话，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想来公司，还问他为什么喜欢公司，想去哪家分公司，为什么选择北京等问题。这让维加觉得特别开心，以为公司在考虑他了。但当他问这位工作人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面试了的时候，女员工告诉他“常看网上通知”。

“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只是确认一下我的身份，或许只是好奇。”维加哭笑不得，“原来是我想多了。”

他还参加过一家企业的“群面”，跟一群应聘者同时面试。“五六个人，都是中国人。我哪能说得过他们呢！”维加苦笑着说。这场面试基本没有留给他说话的机会，就连1分钟自我介绍都是在他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提示时间到了。这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以后，但凡“群面”，他就主动放弃面试机会，“太可怕了！”

他还感到别扭的是，“我们都是工科生，做技术的。招聘看我们的技术过不过硬不就好了，干吗还要让我们争啊，这不是为难我们吗，口才好不一定能力高啊。”维加觉得，这样的面试几乎让他“尊严”扫地。可他回来跟人说起的时候，中国朋友都觉得是他太过敏感了。

在求职的前两个月内，维加参加了30多场招聘会，投出去40多份简历，一无所获。第一轮失败后，他看着身边中国同学做的精致的简历，也赶紧认真修改了自己的简历。这时，班里找工作的同学，有一半都已经得到录用通知，他有些沮丧，有点着急了。他甚至想，干脆回国找工作算了，但面对女友，他压抑了这个念头。

因为担心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签证到期后必须回国，原本应该2016年1月份毕业的维加申请了延期到6月份毕业。

他的第一个工作机会是在2015年12月，来自南通一家做电缆的公司。待遇方面，到手大约有6000元的月薪，还有1500元的补贴，以及一定数额的年终奖。维加觉得这样的待遇挺不错的。拿到

(中青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