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来克斯纳是一位对美国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1885年他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建了一所实验中学，实施他的教育理念，非常成功。1910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报告《佛来克斯纳报告》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医学院教育。他在1930年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他的领导下，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聘请了世界顶级学者，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哥德尔等。

研究院规模很小，到今天也只有28位常驻教授，分属4所学院：历史研究学院、数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这些教授的共同特点，就是从事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就是那些在近期甚至在可遇见的未来都没有用的研究。但这正是佛来克斯纳的远见，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

上大学，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让我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佛来克斯纳问柯达先生谁是最有用的发明家时，柯达立即回答是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马可尼。佛来克斯纳反驳说，麦克斯威尔和赫兹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虽然麦克斯威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虽然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打下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后来马可尼的发明。

第二个例子是经济学的例子。这是马斯金教授的“机制设计”理论。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不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数学模型，看上去没有什么有用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有着非常广泛的现实应用，比如它成为研究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的理论基础。拍卖不仅适用于传统的艺术品，也适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交易，而这是当前移动通讯行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计算机工程的例子。这是乔布斯的故事。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他讲述自己在大学第一学期后辍学的经历。他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10年后当他设计第一台麦金塔个人电脑时，为发明电脑上的可变字体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回忆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这三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尽管并不是所有无用知识最终都是有用的。但这些例子说明，我们过去对知识的有用性的认识过于狭隘和短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功利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我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开早一些的疑问。

但有趣的是，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人是不可能向前预测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只能回首往事时才能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在你的未来，这些点将得以连接。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佛来克斯纳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结尾中说：“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作出许诺，但是我们珍惜那通畅无阻地探索无用知识终会在未来产生结果的希望，就像过去被证实过的一样。”虽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判断，因为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毋须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但是，理解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对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有用性有极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