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列出了高校必须向社会公开信息的10个大类50条具体项目，涉及招生考试、财务、资产及收费、人事、学术不端等多项敏感信息，并对公开的方式作了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一举措将有益于提高高校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促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公共事务，如何更好地体现公共利益，保障公共利益不受损害，是高等教育治理的核心问题。所谓公共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使得公共利益能够真正反映民意。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多种多样，赖以实行的基本条件就是信息公开。社会公众只有知情，才能参与其中，表达意愿与诉求。所以说，信息公开是有效公共治理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信息公开是我国现代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抓手。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近年来，政府积极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在回应公众重大关切上不断迈出新步伐。教育行政部门积极贯彻这一精神，2008年教育部发布了《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2010年发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1年起，教育部又先后要求“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发布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公开招生信息。与此相应，许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制订了相应措施，全面推动高校信息公开。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高校信息公开远没有达到政策目标的要求。以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为例，2011年“985工程”高校均按时发布了报告，但文本长短不一、信息多寡不一、公开方式不一。有舆论直指“质量报告缺质量”。2012年教育部要求“211工程”高校全部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但很多高校没有按时发布，还有一些学校甚至没有公开发布。

高校为什么不情愿公开信息?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有四：第一，高校领导管理层缺乏公共意识。此外，政府高度控制，社会公众可制约性小，服务社会的意识较弱。第二，对信息公开有顾虑。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环境中，高校担心信息太透明可能会暴露短处，影响学校声誉，也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利用。第三，传统管理的制度惯性。信息越透明，对权力的限制性越强，可自由裁量的余地越小，而习惯于传统制度范型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肯定不愿受到约束。第四，信息制度规范性差。从技术层面上看，高校管理大多还是粗放型的，数据定义不清，信息收集科学性规范性不强，制度化程度不高，数据集成度较低，导致各方对信息质量的担心。

此次教育部围绕“公开什么最有效、以什么方式公开最有效、怎样监督最有效”三个方面实行信息“清单”管理，50条《清单》均是具体指标，既可以按条督查高校是否做到公开，又可以清单为基础设计指标体系进行测评，便于督查。而在笔者看来，要真正将此次信息公开落到实处，还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强化法制。在一些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程度较高的国家，高校问责制度往往在法制层面上得到确定。比如在美国加州，州议会通过法案来规定高校必须公开的信息，以推动高校的外部问责。其次，政府做好示范。政府信息越公开，政策越透明，越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高校也越有信息自信。再次，推动第三方评价。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平台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各地高校和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如果第三方评价能够实现，信息得到科学、合理地利用，客观的评价占据舆论的主导，有利于打消高校的种种顾虑。再其次，推进高校内部治理变革。使高校内部权力合理配置，权力规范运行，信息应用价值提升。最后，不断提高信息制度的规范性。比如在美国，高校往往有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院校研究以数据库为基础，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通过学校数据深度发掘，为校内外提供规范、可靠、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