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12月28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王辉介绍，当前，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各地各高校正在全面推进落实工作部署。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采取召开省级就业工作会议、印发就业政策文件、召开大型专场招聘活动等方式，全面推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022年高校毕业生比2021年高校毕业生增加167万人，主要原因是2019年高职完成扩招116万人。根据我国高校本科和高职专科招生的规模，未来几年，我国的高校毕业生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随着高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经逐渐进入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均有大学（专科）学历的“高学历时代”。这要求整个社会转变对“大学生”的看法，不应再强调“大学生”的身份，应把大学毕业生作为普通劳动者对待，并整体调整高校毕业生工作思路，不再单独强调高校毕业生就业，而是关注所有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这有利于引导高校毕业生进行合理的就业定位，以及推进社会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社会”。

去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为1186万，其中，高校毕业生为909万。这意味着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超过80%有大学（专科）学历。如果再用传统的“大学生”就业观念，来看待今年超千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无疑会得到“大学生”贬值、大学毕业生“另类就业”这样的评价，如有部分本专科毕业生去应聘做门卫、快递小哥、柜台服务员、收银员、环卫扫地工等。但是，就业市场的供需互动有着复杂的现实逻辑，作为普通劳动者的高校毕业生，应有合理的就业期待与定位。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的，就是整体提高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并让各行各业的新增劳动者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要避免出现社会担心的“学历高消费”，面对诸如本科毕业生去干以前专科毕业生甚至高中毕业生就可干的工作，就需要淡化对学历的传统认识，不要再以学历评价人才，而应该关注人才拥有的能力，他们能在岗位上做出怎样的贡献。

基于此，我国过去20年一直强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应逐渐转向更关注“普通劳动者就业”。以此明确告诉所有高校毕业生，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再用精英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观，来对待普及化时代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各行各业，去从事或“高端”或“低端”的工作，将是普遍现象，关键在于，他/她能否为提升这些传统岗位的服务水平注入新的活力。如果能做到，就起到整体提升行业服务水平的作用。

这很可能会引来社会的质疑：既然高校毕业生是普通劳动者，读完大学仍可能做普通工作，为何还要读大学呢？这要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高等教育确实要有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能一味扩大学历供给，社会用人单位也应该有合理的用人标准，不能抬高学历门槛。片面追求提高学历，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节，会产生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高等教育回报率，即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会增加多少薪酬，是评价高等教育价值的指标之一。如果高等教育回报率低，那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就会降低。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学历随供给增加可能会贬值，但不会贬值的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的能力提升。将高校毕业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有利于引导所有学生转变“混学历”的求学心态，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如果不再单独强调高校毕业生就业，那么，也就不必再片面追求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本来，统计初次就业率是为了促进高校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但从现实看，有的高校变成了围绕提高就业率办学，如大学毕业这一年不开课，让学生去校外实习、跑就业市场，还有的高校毕业生“被就业”。不强调初次就业率，而关注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之后的中长期就业和发展，这才能促进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不再短视与功利。

从2019年到2021年，我国实施三年高职大扩招，舆论就担心扩招会导致高职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显然，如果高职扩招只是为了给中职学生提升学历的机会，不强调质量把关，就只会制造更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而不能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因此，在高校毕业生进入千万时代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给受教育者的，不能只是“文凭”身份，而必须是高质量的教育。

（作者是教育学者、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